■扶搖

費瑟斯在《日常生活審美化》一書中說：“日常生活審美化正在消弭藝術和生活之間的距離，在把生活轉換成藝術的同時也把藝術轉換成生活。”《河源文學新狀態》第25期小說《紙皮》，正是將美學眼光介入司空見慣的普通生活，在解構庸常生活的基礎上，實現了對日常生活的詩意化重構。一方面，作者以尋找收紙皮的阿姨為主線，以并置融合的形式將日常生活中細小、平凡的事、景與人融合在作者個體的生存體驗中，在“尋找—錯過—相遇”的情節起伏中經歷了一次有趣的“精神歷險”；另一方面，作者又積極蕩開死水微瀾般生活中的“靈韻”，消弭主體精神世界的空虛與無聊的同時，實現了對日常生活的“詩意回歸”。在審美活動與日常生活界限日益模糊的今天，小說《紙皮》為生活在庸常世界的大眾探尋到一條超越現實并充盈精神的可貴路徑。

小說《紙皮》以細膩的感情與敏銳的眼光洞察日常生活的細節，將不太引人注意的事件、景物和小人物的生存狀態統一在語言的表意系統中，以文字的形式言說作者對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感悟與理解。小說借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將主體精神從慣常的生活軌道中解放出來，為主人公創造了一次“精神歷險”。“我”在“四十八歲的年齡，半死不活的職業生涯，死水微瀾的家庭生活”中消磨時光，但“我”的潛意識卻時常保持著對日常生活的警惕。因而，也正因為這份對平凡生活的“反叛”與“抵抗”，才讓“我”在面對收紙皮這件習以為常的小事時，產生了追根問底的樂趣。當“我”透過貓眼等待收紙皮的阿姨出現時，作者帶領著讀者一起，將全部的視野聚焦在狹小的孔中，并以充滿童真般的語言藝術與思維方式描寫了“我”“守株待兔”時的喜劇色彩及“不適、懷疑、緊張、惶恐”的情緒。當“我”和收紙皮的阿姨相遇時，作者又以現代性的敘事方式，跳過細致的外貌描寫，轉而將筆墨放在主人公的心理狀態上，從而審視“我”精神世界的變化。實際上，作者試圖將尋找紙皮的情節化敘事融入自我的人生體驗與精神感悟中，努力開掘平淡無奇的生活背后所蘊含的豐富內蘊。盡管收紙皮只是生活中一個細微平凡的片段，“我”找鋼筆、散步與買家居用品等行為在妻子看來也是“有毛病”的，然而，在“我”心里，這些行為及事件本身卻是跌宕起伏，充滿樂趣的。作者正是在兩者的對比中，展現出對日常生活的審美意識。與此同時，從表面來看，“我”所追尋的事只是無聊生活的調味劑，但從深層意義上說，對這件小事的尋根問底正是“我”對日常生活的一次“突圍”與“反抗”，是“我”為打破日常所付出的努力。除此之外，小說也以細膩的生活體驗介入日常景觀的內部肌理，建構起日常生活與視覺審美的互動。作者的筆觸時常留戀于對自然景物的書寫：夾雜著胭脂、雄黃與赭石的黃昏，穿過玻璃的夕陽與懸掛天空的玄月……這些可感的、具象的景物都是從日常生活中剝離而出的意象，形成了日常生活的情態與詩意，作者也意圖借它們自身所釋放的審美氣息，賦予瑣碎、平庸的日常以形而上的美學特質。

然而，正如張愛玲所認為的那樣，日常生活代表著“人生安穩的一面”，所謂的“安穩”即指不管經歷多少次破壞，日常生活總是能歸于正軌，并按照自己固有的運行方式而前行。對于小說中的“我”來說，在細碎瑣事中體驗到的短暫“精神歷險”其實是對其日常生活的“干預”與“破壞”，小說中的“我”在經歷的精神世界的出走后，注定會悄無聲息地在“哦”的一聲中回歸到了日常生活的進程中，但是這種回歸是精神世界升華后的“詩意回歸”。“詩意的回歸”首先體現在“我”對妻子的態度轉變上。在“我”看來，物化世界與消費社會帶來的快節奏、商業化氣息使妻子“對‘靜止’的生活發生了興趣”，這種“靜止”已經消散了妻子原本的“柔情”而徹底沉溺于庸俗的生活。然而，當“我”回歸現實，猛然意識到妻子“年輕時是漂亮的，現在也不差”后，自然而然地美化了司空見慣的人與物，以至于被妻子為其買衣服的行為而感動。其次，“我”的“詩意回歸”還體現在對日常生活的態度上。在尋找收紙皮的阿姨這件事之前，“我”的生活“像一塊處女之地一樣清潔、光滑，沒有故事，沒有懸念”，“我”正是在這樣毫無波瀾的生活中度日。收紙皮阿姨的出現激起了“我”生活的漣漪，此時“我”認識到在日常生活乏味的背后，是需要行為主體發掘生活本身的詩意，最終呼喊出“班還是要上的，雖然沒什么事，也不能浪費生命啊”。

在由于“吃得不咸不淡，聊得也不咸不淡”而產生的“單向度”社會中，人持續地被否定性與被批判性，也逐漸成為“單向度的人”。作者難能可貴的一點是，在單向度的社會中，他自發地借“孤獨而豐盈”的精神世界建構心靈的烏托邦以對抗日常生活的庸常。由此可見，小說中的“我”不僅是虛構的人，也是作者的化身，更是沉溺于日常生活的人的化身，對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再現只是作家洞悉生活本真的一種路徑，更重要的是作家要借此實現“詩意地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