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戰時期“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中，福建會館成為文化名人赴內地的重要中轉站。

■福建會館結合展覽主題，設置了鄒韜奮、柳亞子和茅盾3尊銅像。

在龍川縣老隆鎮華新路，鱗次櫛比的商鋪民居之中，一座古樸肅穆的建筑靜靜矗立，門上“福建會館”四個大字顯示了它的特殊身份。這座土木結構三進院落式建筑，始建于清同治年間，原是福建籍王氏商人籌建的同鄉會會址，“福建會館”的名字由此而來。在抗戰時期“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中，福建會館成為文化名人從香港赴內地的重要中轉站。時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中共黨支部書記兼華僑工委委員、大營救主要負責人之一的連貫，當時在此辦公，精心安排和指揮了這場民主和文化人士大轉移行動。

歷時半年多的大營救，最終實現“無一人犧牲、無一人被捕”目標，為中華民族、新中國保護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對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意義深遠，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被營救名人之一的茅盾曾評價：“這次營救工作，是難以想象的仔細周密，是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白駒過隙，歲月如梭。如今的福建會館修繕一新，以翔實的歷史材料，展現了在那段風云激蕩的歲月里中國共產黨人的救亡擔當和崇高使命。

歷史故事——

周密部署營救工作

步入福建會館，結合展覽主題設置的3尊銅像格外引人注目。講解員謝雪茹介紹，這3尊銅像分別是鄒韜奮、柳亞子和茅盾。抗戰期間，在中共中央指揮部署、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前身）主導下，茅盾等人作為第一批從香港淪陷區撤離的文化名人，經過老隆時，曾在福建會館短暫停留。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澳門相繼淪陷。當時，因“皖南事變”來到香港的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有800多人，處境極其危險。這批文化名人如果落入敵人之手，后果不堪設想。于是，周恩來指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連貫等人不惜一切代價組織營救。廖承志、連貫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張文彬、粵南省委書記梁廣、廣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尹林平，立即部署營救工作，以最快速度幫助滯港人士迅速轉移。

經過一番周折，1942年元旦，營救工作拉開序幕。沿著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打通的秘密交通線，廖承志、連貫和喬冠華3人先行突圍離港。他們一路檢查和布置接待、轉送工作，仔細研究從香港九龍到東江抗日根據地的路線、警戒等情況，最終確定了撤退營救工作分水陸兩路同時進行。福建會館展廳內的資料顯示，當時共有5條撤離路線，除少數人取道五邑、廣州的兩條西線撤離外，大部分都是通過3、4、5號線經龍川中轉，然后被護送至大后方。

老隆成為大營救的重要中轉站

作為中間站，老隆擔負著極其重要的接待和轉送任務。抗戰時期的老隆，水陸交通方便，是廣東東部甚至中南地區的交通樞紐。而位于老隆的福建會館，又曾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活動的重要場所之一，歷史使命由此落定。當時，連貫坐鎮福建會館，親自部署和組織文化名人轉運工作。

1941年除夕，第一批文化名人茅盾夫婦、廖沫沙、韓幽桐等抵惠州。之后，陸續有大批人員到來。緊接著，我黨地下工作者便將他們從惠州經東江水路護送至老隆。文化人士抵達老隆后，設了兩條營送線，一線是老隆—興梅—大埔—閩西南，胡一聲（駐興梅）負責沿途隨行等工作；另一線是老隆—曲江（韶關）—衡陽—桂林（后往重慶），由喬冠華（駐韶關）運籌安排，兩線均由連貫（駐老隆）負總責。

老隆至韶關這一線，主要是利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原則，以“爭取中間勢力”為目的而建立起來的商行所發展的社會關系，秘密組織掩護而完成接送任務。當時，老隆福建會館旁有兩間商行，義孚行和河唇街的僑興行，既是辦事處又是營送聯絡點。特別是僑興行，在粵、桂、湘等省均有其辦事處或商號，且自身有汽車往返于桂林、韶關、老隆、梅縣之間，為疏散護送文化精英和愛國民主人士提供了各種便利條件。《茅盾自傳》中描寫到，在逃亡時，茅盾化名孫家祿，在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的安排下，擠上一條大木船，沿東江逆流而上，于元宵節到達老隆。第二天，茅盾等人以“義僑”身份搭上一輛去曲江的軍用卡車，途經忠信，歷經兩個月終于到達桂林。

“多數文化名人在老隆稍作停留后，便被安排以難民身份乘坐僑興行的汽車前往韶關，唯獨鄒韜奮例外。”講解員謝雪茹說，鄒韜奮和茅盾原本都是第一批撤離香港的文化名人，但因國民黨對他發出了通緝令，各地嚴加搜捕，并揚言“一經發現，就地槍決”。鄒韜奮不得不沿途潛伏，抵達老隆時已是1942年6月。如何幫助鄒韜奮逃出險境，成為一大棘手問題。僑興行經理陳炳傳見情況危急，將鄒韜奮喬裝成到鄉間躲避戰火的大股東，秘密安置在梅縣江頭村家中，滯留了數月，直到9月下旬才找到機會，安排他返回老隆撤往韶關。1942年11月，鄒韜奮經歷了10多個月的生死突圍，才到達蘇北解放區。作為最后一位成功獲救的文化人士，他的脫險，標志著這場驚心動魄的文化名人大營救，實現了“無一人被捕、無一人犧牲”目標，取得了全面勝利。“此次大營救行動，共有300多名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穿過日寇的重重封鎖線，乘船沿東江逆流北上，平安到達老隆，順利轉移到大后方。”謝雪茹介紹道。

舊貌新顏——

會館變身紀念館

年接待參觀者5萬多人次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福建會館不僅是“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的重要中轉站，還是許多重大事件的見證地。1923年春至1925年秋，著名農民運動領袖彭湃曾駐福建會館，在龍川大力宣傳革命思想。1925年秋，軍閥陳炯明轄下的海豐縣縣長逮捕了當地多位農會干部，彭湃與何長工、林務農等人與陳炯明部下在此進行談判，最后成功救出農會干部……

歷史的硝煙早已散盡，如今的福建會館已成為廣東省及河源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經過修繕，福建會館變身紀念館，通過展板、情景塑像、文物展示等形式介紹、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為營救民主和文化人士做出的周密部署，以及文化名人在大營救中創作的文學作品，讓參觀者得以全面了解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的情況。

“會館每年接待參觀者5萬多人次，并有逐年增長的趨勢，其中青少年就有2萬多人次。”福建會館現任館長黃躍介紹，今年“七一”后，會館展陳將進行升級和重新布展，通過創新展陳手段，綜合運用聲光電、VR技術等，增強與觀眾的互動，并重點挖掘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這段歷史，突出香港文化名人和抗日愛國人士大營救的主題定位，讓觀眾更好地了解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記者探訪——

為新中國留下寶貴精神財富

“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給新中國留下了無法估值的財富？從流傳至今的文學作品中可以得知，當年許多獲救的文化精英和愛國民主人士，后來都成為各個文化藝術領域的領導者和佼佼者：茅盾曾擔任新中國第一任文化部部長，并主編《人民文學》雜志；夏衍曾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培養了大批電影人才，被授予“國家有杰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稱號；特偉創作出《小蝌蚪找媽媽》等膾炙人口的美術片作品，成為國產原創水墨動畫片的創始人；丁聰成為著名漫畫家，曾任《人民畫報》副總編輯，繪有《阿Q正傳插圖》《四世同堂插圖》等作品……文化名人大營救延續了中華文脈，給新中國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還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重視人才、尊重知識的政策。

營救行動也得到了地方百姓的掩護和支持。在采訪中，老隆鎮水貝村黨支部書記黃玉燕向記者分享了祖父黃居來生前常和他講起的往事：黃居來年輕時是一名擺渡人，因為力氣大，是撐船的一把好手，每到水流湍急時，都派他去撐船。老隆組織轉移香港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之時，黃居來就多次撐船將轉移對象送到東江對岸的水貝村藏匿。有一天夜里，遇到軍警巡查，黃居來不顧敵人鳴槍警告，黑暗中被一顆流彈打中了左小腿，仍堅持將人安全送到對岸。黃玉燕說，爺爺去世時，在火化的骨灰里還發現了一塊彈片。

有感于在大營救中中國共產黨和百姓的付出，不少文化名人創作出了詩歌、散文記錄這段歷史。張友漁、夏衍等人曾聯名作詩贊嘆道：“當年受命拯精英，虎穴深藏絕險情。籌策偏多憑妙算，奇謀未少借神兵。何驚狂寇張羅網，盡救文豪出賊城。生死身同天下士，念公誰不為心傾。”茅盾的《脫險雜記》、戈寶權的《憶從香港脫險到東江的日子》、廖沫沙的《東江歷險長留念》文章也生動記錄了大營救中的感人細節。這些作品，都成為我們百年輝煌黨史的生動注腳。

■策劃/趙鋒 ■統籌/本報記者 凌麗 ■文/本報記者 劉永菲  ■圖/本報記者 馮曉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