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任繼周在貴州調研。

“你看，我家里哪都有鐘”。在北京一棟老小區的居所中，11月7日迎來99周歲生日的任繼周說。他拿起一個小巧的電子計時器，“好像有個鐘，我就有點依靠，有點意思，不然就沒著沒落似的。時間在我身體里頭很具體，總感覺今天要做點事，空空地過去是不行的。”

一輩子跟“草”打交道，這位自稱“草人”的草業科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保持著一種驚人的旺盛生命力。在近一個世紀中，他歷經戰亂、動蕩與創業維艱，“要是心眼小一點，早活不成了”。但無論外界如何紛繁復雜，無論身處逆境順境，他自己的秩序屹立不倒。

“草很要緊啊！”

99歲的人了，身體早不復當年翻山越嶺做科考調研時的強健。任繼周直白地說自己“生理機能全面衰退”。特別是近3年，走路越來越吃力，窒息性哮喘和肺炎讓他的記憶力和聽力嚴重受損，黃斑病讓他的視力嚴重下降。跟人對話時，他用聽力更好的右耳靠近說話人，鏡片后面，深灰色的眼睛直視著前方。

不得不給自己“減負”。“減負”后的任繼周每天7點左右起床，一天工作5小時。發現每次工作超過50分鐘，血壓就開始飚高，“我就定時鐘！”任繼周很滿意地摸摸手里的計時器，演示如何定倒計時，鬧鐘一響，保姆聽到就來喊他休息一下。這兩年，他的許多工作——編書、寫文章、思考、學習，與同道郵件往來、探討學術問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用這種方式完成的。

哥哥任繼愈是著名哲學家、國家圖書館原館長，年長任繼周8歲，“亦兄亦父，亦師亦友”，是他心里“神仙一樣”的人。任繼周上初中頭一天，任繼愈送他去學校，給弟弟定下“立志高遠，心無旁騖，計劃引領，分秒必爭”的座右銘。

任繼周最新交付的工作，是由他擔綱主編的新書《中國農業倫理學》。10月21日，“任繼周草地農業學術思想研討會”在蘭州大學舉辦，這部書在會上首發。全國各地幾十所草業學院院長、研究所所長、學科帶頭人，技術推廣部門及草業企業負責人，草業界的學者專家等千余人齊聚蘭大，參加這次研討會，近3萬人在線參會。任繼周通過視頻全程參加了開幕式。

“草地農業”“草業科學”“農業倫理學”……他奉獻畢生精力的學科與事業幾乎不被大眾了解，但在業內，任繼周早已聲名赫赫。新中國草業科學的發展進程中，幾乎每段路，都印著他的腳印。

70多年前，目睹國人吃不飽飯、體質孱弱，有學者走向稻田麥地，而任繼周走向了喂養牛羊的草原。

他是中國草業科學與教育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中國草業科學領域的首位院士；他創辦了中國農業高等院校的第一個草原系和第一個草業學院，是中國首位草原學博士生導師；他編寫的《草原學》教材，被原農業部選作1959年國慶十周年的獻禮；他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高山草原試驗站，研制出第一代草原劃破機——燕尾犁，成為我國大規模改良草原的常規方法之一；他綜合提煉出黃土高原草地農業系統的發展模式，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他組建了國內最早的草坪研發團隊，為北京亞運會建植了足球場主場地；90歲時，他又在全國首開農業倫理學課程，主持編寫教材，開創中國農業倫理學研究的先河，繼續為后來者破題開路……

任繼周說，自己就像草一樣，是在最底層、最不起眼的地方工作，見縫插針，不與人爭，“我就坐我的冷板凳”。

在寬廣處和狹窄處都能生長，軟薄如紙，卻能鉆透巖石。青草的詞典里，沒有空虛，沒有迷茫，沒有畏縮，只有生生不息，只有堅定無畏而安靜地生長。“草人”的詞典里，同樣如此。

“草很要緊啊！什么地方都能長草。我寫過一首小詩，說：小草寂靜無聲地貼著地皮艱難地生長，卻把根深深扎到許多倍于株高的地方。”任繼周說，“真是這樣，草的根一般都比地面部分高，苜蓿的根可以長80米。很多樹的根不深，風一吹就倒。草，你放心！”

任繼周自謙：“我沒有什么特別的才華，就是老老實實，做有一點深度的事。”他用自己的人生向人們示范了，如何用一株勁草的姿態度過一生。

“你口氣不小！”

1924年，任繼周生于山東。因為戰亂，1937年小學畢業后，他隨家人輾轉魯鄂川渝，一路顛沛流離，在5所學校里念完中學。

印象很深的，是學校里的老師和同學，人人都吃不飽。“盛米飯的小碗這么大”，任繼周兩手比出一個蘋果大小的圓。印象更深的，是難得有同學花私房錢，買來長了點白毛的榨菜，大家吃了都沒事，他吃了卻得了長達兩年的痢疾，骨瘦如柴。

1943年，任繼周要考大學，已經讀完碩士、任教于北大哲學系的哥哥任繼愈說自己學的哲學虛了點，建議弟弟讀點“實”的。

于是，19歲的年輕人在認真思考后，鄭重填報了三個志愿：國立中央大學的畜牧獸醫系、地質系和化學系。“畜牧獸醫是第一志愿。中國人當時的營養太差了，我自己都病得要死，我認為最緊要的就是改善國民營養，讓大家都能吃肉喝奶，我想過畢業后去搞牧場。”任繼周回憶。

畜牧獸醫系是冷門院系，多數考生都是調劑來的。入學面試時，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院長馮澤芳問任繼周，你這樣好的成績，為什么要報畜牧獸醫系？

“我說為了改善中國人的營養結構。他哈哈一笑，‘你口氣不小！’”說著80年前的往事，99歲的任繼周流露出懷念的神情，“他是用肯定、鼓勵的語氣，跟我這樣說的。”

這是任繼周在人生立志之初，做出的第一個重要抉擇。

任繼愈在北大讀哲學，入學時本來就只有十幾個同學，畢業時僅剩3人。任繼周學畜牧，入學時有40來個同學，畢業時只剩下8人。

任繼周學畜牧專業，也一刻沒忘記自己的“大問題”：如何通過所學，改善國人的體質。

國家不能這樣窮，國民不能這樣弱。在大學里，任繼周遇到了更多“同道”師友，他們時時刻刻想的都是怎么讓國家強大、讓人民富起來，帶著這樣的志向，走出各自的人生之路。

“我有兩個非常好的老師，一個是盛彤笙，一個是王棟。”任繼周說。

國立中央大學畜牧獸醫系教授王棟，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懷著報國之心，在大洋上漂蕩了40多天，回到炮火紛飛的祖國從教。任繼周師從王棟，攻讀牧草學、草原學，兼習動物營養學。他看到王棟在自己編撰的教材扉頁上，寫著這樣的話：“肉皆是草”。

國立中央大學畜牧獸醫系教授盛彤笙，早年留德，取得柏林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后，出人意料地又攻讀了獸醫學博士，并選擇以此為業。任繼周說，在當年，盛彤笙本可以憑借留德醫學博士的頭銜，立足上流社會，但他卻“倒行逆施”。“他為的什么？也是為改善國民營養。他也窮，也身體不好，也認為國人食物構成中，動物性蛋白質太少，要多吃肉、多喝奶，從獸醫學切入農業畜牧業，我們兩代人一下子湊一塊兒了。”

任繼周說，盛彤笙的舉手投足、一思一念都是他“自省的鏡子”。“這面鏡子洞徹人生鵠的，直奔終極理想，并忠于為到達此理想的行為準繩”，也因此顯得有些特立獨行，出乎“常理”。

如此說來，任繼周從不是一株孤獨的青草。他和一代代愛國學者們，都如青草般用力地生長，無悔地化泥，代代相傳，生生不已，眾草如此，方有草原。

1948年，任繼周大學畢業時，盛彤笙正在蘭州籌建國立獸醫學院，并擔任首任院長。此時，大后方的知識分子們在抗戰勝利后紛紛“孔雀東南飛”，盛彤笙卻跑到閉塞的西北辦學。急需草原專業人才，他請王棟推薦學生，王棟推薦了任繼周。

任繼周臨行前，王棟親筆給他寫下一副贈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與牛羊同居，與鹿豕同游。”

“死也要前進”

說任繼周像“勁草”，是因為他身上一直有股韌勁，疾風吹不倒，到哪都能萌發，受了傷也能迅速復蘇。這股勁兒使任繼周自信無畏，樂觀豁達。

當年的西北，交通閉塞，條件艱苦。在這種環境里，任繼周的韌勁顯出了作用。1950年，他帶著妻子奔赴蘭州，到蘭州不久，就去考察草原。“出去一看，哎呀，這個環境太好了！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草原，而且是各種類型的。”任繼周說。

他在日記里記錄：“甘肅橫跨長江流域到黃河流域，再到內陸河流域的荒漠地區，從濕潤到干旱，從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地類型非常復雜，我可不能放過這塊寶地。”

之后幾年，任繼周跑遍西部數省的草原，一年跑破一雙翻毛皮靴。他的草業科學事業就是從那時起，一步步跑出來的。

在當年的西北，草原調研可不容易。交通不便，任繼周騎過馬、騎過驢、騎過駱駝。毛驢愛溜著路邊走路，有時路邊是山巖，一路磨著任繼周的腿，有時路邊是懸崖，讓人膽戰心驚。草原上的虱子無孔不入，任繼周用各種殺蟲劑泡過線衣、線褲，曬干了，貼著身穿。

新中國成立頭幾年的西北，山里有土匪出沒，民族關系也很緊張。任繼周去一些地區調查，需要背著槍的藏族民兵護送。“有一次，我在草原上檢查草地、采集樣本，陪著我的藏民非常緊張，一直牽著兩匹馬跟在我身后，說馬不能栓，萬一有情況，我們上馬就得走。”他說著往事，笑起來，“怪得很，我很平靜，覺得無所謂。”

只做流動調查還不夠，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任繼周決定設立固定研究點，進行定點觀測。經費、設備、人員編制、交通工具，一無所有，但他就是在海拔3000多米的烏鞘嶺上，建起我國第一個高山草原試驗站——天祝高山草原試驗站。

起初，試驗站不過是兩頂帆布帳篷，一頂住人，一頂做試驗。在6月結冰的高山上，任繼周帶著幾個學生，“師生同薄帳，互道不覺寒”，他在詩中說，“天冷心中熱，學子戀草原”。

“我迷上這個草原了。”回憶當年，任繼周說。他當時每周一二三在蘭州教書，四五六日跑到草原試驗站搞科研。

試驗站人跡罕至，夜里常聽得到狼嚎，晨間有時還會在雪地上發現繞行帳篷的熊掌印。“怪得很，我不害怕。我在那環境里頭特別沉浸，一點感覺都沒有，就很平靜。”任繼周說。幾十年后，他懷念當年的祁連雪山和月光，說“冷月幽光照雪峰，夜半狼嚎千山靜”。

“文革”中，任繼周陷入旋渦，他的韌勁又顯出了作用。在混亂中重整自己的秩序，他決心尋找自己的“安全島”。“首先，把草原科學確定為我的心靈安全島，力求做到專業以外，任憑風吹雨打，心無旁騖。”任繼周在日后的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

有老師、學生把書當廢紙賣掉，任繼周從廢紙攤上撿回來兩本。他心頭有苦悶，但從沒有喪氣和絕望。他總記得，哥哥任繼愈跟他說過的話：逆流不會長久，歷史總是前進的。

1978年，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召開。任繼周作為代表參會，這一年，他54歲了。“草蟲僵臥聞驚雷”，大地回春，還在開會期間，他就迫不及待找到有關領導，建議辦一個草地生態研究所。第二年，他又在甘肅農業大學開設了“草地農業生態系統”課程。

“生態”在當年還是個新鮮詞。今天，人們認為中國可持續農業的發展，起源于1981年“中國生態農業”概念的提出，而任繼周在此前兩年，便將“生態”的理念引入了農業科研。

回首一生，任繼周說自己一輩子都沒有頹唐過，總是精神昂揚。“我現在年紀大了，看到前景完不成，可以悲觀，也可以不悲觀。不悲觀的意思就是歷史總是在前進，誰也擋不住。我對這點有信心。事情總是不能盡如人意。往前進想，你就樂觀。我哥哥告訴我的，還有我自己的信心，都是一定要前進，死也要前進。”他爽朗地笑出聲音。

“草人形狀”

任繼周有過無數次機會離開西北，去國外，去大城市。

1981年，美國一家研究機構請任繼周去工作，待遇優渥，并且連他妻子的工作都給安排好了。也是這一年，他呼吁了3年的研究所通過審批——甘肅省草原生態研究所成立，給了10個人編制和10萬元經費。“我哪也不去，再困難，拼命干，也得把這個研究所辦起來。”任繼周說。

就是這個初創時人丁寥寥，所址落在蘭州市紅山根體育場看臺下運動員休息室里的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一個五年，在全國上千家地級農業研究院所評估中，名列第14；第二個五年，名列第9。

上世紀90年代，向任繼周發出邀請的院校機構更多了，有高校承諾給他提供別墅和一年24萬元的津貼。這些邀請，任繼周一一謝絕，“我哪兒都不去，就想留在祖國，留在西北。”

70多歲時，任繼周還常奔波在草野。有學生記得，外出考察走山路，很多年輕人都跟不上他的步伐。

現在，由于健康原因，任繼周離開西北，定居北京，卻也時常戀念草原，仍然是“暫住”的臨時戶口。

“入關復出關，獨憐原上草。從來草原人，皆向草原老。莫學市廛兒，矜夸東南好。”任繼周寫過一首題為“草人形狀”的詩。

“草人”是什么形狀呢？

任繼周說：“我們草人愛的不是紅橋綠水的‘十里長堤’，而是‘戈壁風’‘大漠道’，這是我們應融入的生存樂園。我更鐘情于漠漠草原的雄渾風光，它所蘊藏的壯美情懷足夠我草人終生陶醉。”

“草人憂地”

從考大學時立志改善國人營養結構，而選擇學習畜牧業起，任繼周關心的就不止是知識，更是如何以所學服務國家和人民。

數小時采訪中，任繼周的講述一直很平靜，卻在提及60多年前，親眼目睹的農牧民窮苦處境時，瞬間紅了眼眶，語不成聲。

他分析農牧區的貧困，認為一個重要根結出在長期以來“以糧為綱”的瘸腿農業結構上。

從秦代商鞅的“墾草”種糧、漢代的“辟土殖谷曰農”講起，任繼周解釋了“以糧為綱”的歷史由來，指出中國傳統的糧食觀把“糧食”等同于食物，傳統農業結構只注重谷物生產，把動物生產視為“副業”，也把土地資源局限于占國土面積11％的耕地，使其受到超負荷壓力，而近90％的國土——包括比耕地面積大三倍的草地，則未被充分利用。

他立下新的志向：以融合農區和牧區、種植業和養殖業的“草地農業生態系統”改變傳統農業結構，從而改變國民的食物結構——“光吃五谷雜糧的民族是不可能成為強壯的強國國民的”。草原生態研究所成立后，任繼周帶領團隊一頭扎進試驗地。

在北方，他們在甘肅慶陽建立黃土高原試驗站，使用耕地面積的18％建立草田輪作的人工草地，種草養畜。“5年下來，糧食單產增加60%，總產增加40%，畜產品增加了一倍。農民收入增加一倍還多。”任繼周說。

在用地更緊張、被認為不適合發展畜牧業的南方，他們在貴州探索出“灼圃模式”“晴隆模式”等草地畜牧業發展模式，至今仍造福著當地農戶，實現了生態修復與扶貧開發。

2011年，常年輾轉于窮鄉僻壤的任繼周，因為“貧困地區草地畜牧業研究”榮獲國務院扶貧辦“友成扶貧科研成果獎”。

然而，隨著研究的推進，任繼周發現“技術的難題刃迎縷解，文化的變革任重道遠”。他感到困惑：“很多技術成果如今仍然適用，但為什么往往草地農業施行的進度并不理想？”

1998年，是任繼周投身草業科學的50周年。彼時，他當選院士不到3年，正值個人聲名顯赫之際。但這一年，74歲的任繼周卻數次流露出此前罕見的低落與憂慮：“困頓于‘以糧為綱’和社會城鄉二元結構的堅城之下，略無進展，不能成寐”，“悲時光之速逝，感所學之難成”，“驚韶華之易逝，感事業之難成”。

讀到數學家華羅庚說的，作為科學家“樹老忌空，人老忌松”，他覺得自己既“空”又“松”，幾乎走上了學術的死胡同。

“乘改革之新風，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總體看來，進展緩慢，我們的學術核心思想，草地農業系統，遠未取得社會充分理解。草地農業系統的落實，更渺茫難期。”任繼周寫道，“唯有深自反省，感恩時代賜予的寬恕與困厄，以‘打脫牙和血吞’的堅韌，跨越學術低潮。”

任繼周最感憂慮的，始終是“以糧為綱”的慣性思維。他說自己是“草人憂地”，一再提醒人們，糧食安全不能走老路，農業結構還需改革。

“我們明朝才8000萬人口，新中國成立初期4.5億，現在14億了，而水土資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不夠了啊，不能再搞單一糧食生產了。”任繼周說。

采訪中，他反復強調解決農業發展問題，需要把耕地農業轉變成草地農業，同時保持開放，發展國際陸海農業系統。

2000年后，任繼周年事已高，日漸難以躬親參與野外工作，他轉入書齋，從“以糧為綱”是怎么來的開始，對幾十年科研實踐中的郁結進行深入探源。

因為有大量親身實踐，他越來越篤定，單一的自然科學框架無法解開他的困惑，要改變農業結構，就不得不進入文化范疇，對傳統農業文化加以探究，而在研究農業歷史文化的過程中，他轉入了農業倫理學研究。

任繼周認為：調整自然生態系統，解決的是科學的“是與非”問題；而這個系統產生什么樣的社會效用，是“對與錯”的問題。當下緊要的農業問題，不是科技不夠，而是缺乏倫理關懷。他進一步發現，在中國，醫學、商業、工程、生態等學科都有自己的倫理學，但“中國的農業大學竟沒有一家開設農業倫理學課程”。

任繼周下定決心，建立中國農業倫理學。

有的人在任何年紀都能重新啟程。2003年，任繼周為年輕學子們寫過這樣一首小詩：“生命與路相約，走吧！哪怕是崎嶇的路，艱難的路。走，哪怕還沒有路！”

2018年是任繼周從業70周年。他說自己是“踉蹌跬步”“老牛破車”地又過了十年，但其實，這些年，他簡直如一團綠色的火，在快車道上“狂飆”。

2012年底，任繼周抱病寫成《草業科學論綱》，總結實踐中的歷史教訓，他說這是一本“不可行性報告”，希望引起相關人員特別是政策制定者的關注，“這是一個老人向后來人乞求眷顧”。

2013年，經過3年多編撰，他主編的《中國農業系統發展史》出版。

2014年，經過十余年積累，90歲的任繼周在蘭州大學開設了全國首門“農業倫理學”。第一堂課，他全程站立，講了一個多小時。

之后，任繼周積極籌備農業倫理學學會，組織編寫教材。

2016年冬，他在一場大病后瘦了12公斤，深感余年緊迫，立即組織同仁編寫《中國農業倫理學導論》。

兩年后，《中國農業倫理學導論》出版。94歲的任繼周喜極欲泣，“我們畢竟有了一部屬于中國自己農業倫理學的學術專著”。

隨后，他轉身編起2021年出版的大學通識讀本《中國農業倫理學概論》和最近剛剛出版的《中國農業倫理學》。

沒人給任繼周布置任務。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出于一個立志為國為民為真理奉獻自己的愛國學者的拳拳之心。

“鄭重拜托了！”

任繼周的書房內，掛著一副對聯：“涵養動中靜，虛懷有若無。”

那是他當選院士后的第二年，任繼愈看到弟弟忙得一塌糊涂，專門寫給他的。

就像半個世紀前，哥哥送弟弟上學，為弟弟定下影響他一生的座右銘，這副對聯成了任繼周晚年的座右銘，提醒他不管外界如何紛雜，內心都要平靜，胸襟開闊，虛心無我。

這些年，哥哥走了，老伴走了，自己老了，老學生們也已一頭霜發，但草業科學是“日新又新”的事業。

北京林業大學教授常智慧，收到過任繼周的這樣一封郵件：“我想請教一個可有可無的小問題，像我這樣的人，這樣的具體情況，可以通過5G得到一點什么進步？5G對農牧業有何影響？”

又有一回，任繼周問他：“什么是元宇宙？你們年輕人用元宇宙嗎？”

今年年初，任繼周還啟用了公眾號“草人說話”，與外界交流。

任繼周覺得，自己活著的每一天，都是先烈的恩賜，只能竭盡所有地工作。然而，人的一生置于歷史長河又是多么短暫！任繼周說：“耕地農業轉變為草地農業，陸地農業轉變為陸海農業，完成這兩個轉變，我就可以瞑目了，不過我這一生是看不到了。”

202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時強調，要樹立大食物觀，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多途徑開發食物來源。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樹立大食物觀”首次被納入“抓緊抓好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產保供”章節。

他將更多希望交予后輩。在那本他抱病完成的“不可行性報告”《草業科學論綱》的書后，任繼周做出這樣的囑托——

這本書反射了一串步履蹣跚的腳印。這串腳印的行者，曾跨越不同的年代，踏過不同類型的草原，一年一年走過來……但是，道路總是比我們的腳印更長，今后的路就拜托你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