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工合”部分成員名冊，其中有老隆“工合”成員曾漢環、陳文增等。

②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和平工業合作社在龍川設立的合作社舊址。

在抗戰時期的革命斗爭中，有著紅色基因的龍川老隆“工合”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老隆印刷生產合作社（下稱老隆“工合”）成立于1940年冬，由東江特委直接領導與經營；1941年2月始，歸屬后東特委領導，表面是商號，實則為黨的秘密活動聯絡據點，還是秘密紅色印刷基地。

1.老隆新建了個印刷廠

抗戰時期，中國各地紛紛成立工業合作社，組織從淪陷區逃出來的難民進行生產自救。“工合”經理及管理人員等均由社員民主選舉產生，通過認購股金、向上級“工合”借貨，來獲得經營資金。“工合”在國內取得公開合法地位，且得到國民政府部分經費的支持。中國共產黨極力贊成這一新生事物，尤其在國統區更是加以扶植與發展，以便更利于黨組織在國統區開展革命活動與斗爭。

當時粵北地區的曲江、南雄、梅縣、德慶、和平、樂昌、高州等地，都建立了“工合”，其中和平規模最大。老隆“工合”的成立，亦與和平“工合”相關。

1940年春，為安置一批香港失業印刷工人就業，在香港“工合”國際委員會任秘書的陳翰笙，致信中國工合東南區辦事處，建議在龍川縣老隆鎮建立印刷社并獲準許，且通過了國民黨龍川縣政府立案批準。

在后東特委的直接領導下和香港工合委員會的支持下，籌備組成員在香港購買了兩部印刷機器、鉛印字粒及印刷用具一批。同年8月中旬，受黨組織派遣，熟悉印刷業務的香港“工合”印刷業理事兼組織部主任黃耀倫（中共黨員），將印刷機械等運抵老隆，并從連平調來技術人員陳福侖（又名陳景文，系中共黨員），從五華調來曾新華、陳文連等同志共同負責組建工作。當年11月，老隆上街尾一間小店鋪門前，掛上了“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老隆印刷生產合作社”的招牌（牌子上端有“工合”的紅色三角形標志）。

老隆“工合”，是東江特委直接領導與經營的企業，1941年2月起，歸屬后東特委領導。

老隆“工合”建立后，立即成立黨支部，支部書記陳福侖，組織委員曾新華，宣傳委員黃耀倫，有黨員5人。對外公開職務為：經理黃耀倫、理事主席陳福侖。周康仁、黃若潮雖然不在“工合”工作，但他們兼任監事會監事，其主要骨干及職員的安排，均由后東特委決定。

萬事開頭難，在工業仍處于初步發展階段的老隆鎮，印刷廠并不多見，業務也不算多，流動資金更是不足。“工合”成立時的機器設備，系周康仁之未婚妻陳孝珍墊資港幣1000元才得以購置。由于資金緊缺，不得已時，老隆“工合”曾讓雇主預付定金或向私商賒購紙張等。

印刷社投產不久，便向香港工合促進委員會貸款歸還借款。但老隆“工合”開業時資金很少，承領業務后，往往沒錢買原料，多次向一位名叫鐘保亭的醫師借錢周轉。黨員工人不發薪金，只給非黨員工人一些生活補貼。工人住宿也有困難，最初只租了一間破舊的農家屋做廠房，10個人擠住在一個房間。

廠房也幾經遷徙，三易地址。剛開業時，租賃毗鄰老隆師范學校的黃氏小屋作為廠房兼工人宿舍。不久，大家發現附近住著一個特務分子，遂遷至老隆樓下（地名）一農舍。因業務擴展，又于1944年初在老隆磨刀坳小山上自建廠房，廚房特地設在離廠房稍遠的公路旁。因為廚房不引人注目，于是經常安排各地前來老隆的地下黨組織人員在此住宿，萬一有情況，旁邊就是公路，便于脫險。

經過一年的用心經營，印刷廠漸有起色，員工由原來的5人發展到15人，印刷機由兩部增至4部，同時也積累了一定資金。全體職工除按日發補貼費外，伙食費、醫療費、茶煙均由“工合”負責，還能給黨組織提供一定的活動經費和經濟支持，支持款物并沒有記賬，要錢給錢，要物給物；有些臨時過老隆的同志路費不足時，由“工合”支持解決。老隆解放后，“工合”將歷年積累下來的火水33罐、稻谷2500斤捐贈給粵贛湘邊縱隊東二支司令部。

2.“廣交朋友”的紅色商號

老隆“工合”營業地點，初設于上街尾一間只有幾平方米的三角店；1942年春，遷往魚行街，與和平“工合”共店經營，店名去掉了“和平縣”字樣，只寫“工業生產合作社聯合社老隆門市部”。該門市專銷各地“工合”產品，如和平的油紙傘、紙張，贛州的銅器與皮革等。1947年12月27日，老隆街發生火災，“工合”門市部化為灰燼，臨時借用一間小店做門市。

此后，“工合”門市從上街尾到橫街，又到下大街后租賃了火災前原來與門市部隔壁的皮枕店，該店一層為“工合”門市部，二樓是店主自己住，后改租賃其旁邊的皮枕店（樓下）為門市。因店主之父是龍川縣參議員，“工合”利用其社會關系，便于廣泛開展統戰工作，為地方黨組織的活動起了很好的掩護作用。

已經在市場上站穩腳跟的老隆“工合”，表面上看是商號，實則為黨的秘密活動聯絡據點。

1941年春，后東特委于老隆水貝成立，機關設在老隆。后東特委曾給老隆“工合”下達黨員隱蔽活動方針：“廣交朋友（指廣泛開展做好統戰工作），保全據點，長期埋伏，積蓄力量；善于保存自己而不露面，蔭蔽與公開相結合，表面是商號，實則黨的秘密活動聯絡據點。”為此，后東特委及其所屬各級黨組織領導人，如梁威林、鐘俊賢、鄭群、饒璜湘、張華基、藍訓才等，常來老隆“工合”聯系與指導各地工作。

來往老隆與特委聯系工作的黨員，基本都在老隆“工合”膳宿、轉道。地下黨員向后東特委請示工作，或因工作需要在老隆住上一兩個月的，都是以老隆“工合”某人親戚身份暫住，如果住的時間較長，就安排一份工作來掩護。

老隆“工合”又是黨組織的交通聯絡站。凡是交通員送來上級文件、情報，抑或基層的情況反映等，都經“工合”門市發印刷社代收與轉交。老交通員鐘友林自“工合”建立伊始，轉送、傳遞的文件、信函、上級指令等不計其數，做到了即來即轉、即送即告，切實保守好了黨的秘密與安全。

遵照后東特委指示，老隆“工合”在公開的商業活動中廣交朋友（做好統戰工作），以便黨組織開展革命活動。

在幾年的經營中，老隆“工合”的業務蒸蒸日上，業務繁忙，訂單很多，承接縣內外大小單位或個人等各式各樣的印件，因此，印刷社既要應付國民黨官方機構中的上層人物、中下級職員，也要交接社會各階層進步人士和商人。對一些主要顧客（如銀行、鹽務、郵電等）的頭頭乃至出納、會計、總務等人，都要和他們拉好關系。在印件收費時給他們一定的回扣（如九折、八折），這樣既可多做他們的生意，又能建立感情，對開展統戰工作和掩護黨組織活動大有裨益。

有一次，經理黃耀倫到銀行提款，回來后發現多領了600元，比支票多出一倍，他當即將多領的錢送回去，這件事使銀行全體職工對老隆“工合”極有好感。

黃耀倫因業務關系，與老隆中國銀行行長、會計王定而等職員都很熟悉，與廣東省中國銀行亦常有業務往來，接觸較多。王定而便給黃耀倫透露:“你少與省銀行那個姓李的往來，他不是好人。”后經了解，該李姓人員原來是一名特務。

逢年過節時，老隆“工合”都給老關系戶和友好人士送禮道喜。如住“工合”廠房后側農舍的保長劉源，思想較進步，因“工合”在大小節日與之禮尚往來，劉源對廠方亦很友善。抗日后期，當地國民政府多次追抓壯丁，但劉保長都未把廠里的青工列入抓丁對象。老隆警察所常借故到“工合”查戶口，搞突然襲擊，劉源獲悉都能主動事先告知廠方，從而使往來于“工合”的中共人員得以及時隱蔽或躲避，免遭損失。

對國民黨軍政機關人士，老隆“工合”也盡力打好關系。如駐老隆保安司令部的張姓副官，經常來印東西，他們有時也請張到茶樓飲茶，以拉生意作掩護，彼此建立友好關系。

1945年的一個春夜，張副官在茶樓上飲茶，有人說“‘工合’是共產黨辦的。”張副官當場呵斥說：“你說人家是共產黨，我看你自己就是共產黨，不然，你怎么知道？”該人灰溜溜地走了。與老隆“工合”關系頗好的還有醫師鐘保亭、以文閣的老板、電話所的老何等等，都對地下黨活動有一定的幫助。

3.秘密紅色印刷基地

老隆“工合”還是黨組織的紅色印刷廠，各級黨組織的不少文件、宣傳品等，都由“工合”免費印刷。1943年秋，為后東特委印了一批《海陸豐革命文獻資料》，1944年春節，印刷了一大批宣傳品《告東江人民書》。

為防特務突然來搜查，付梓前，廠房附近都布上幾重暗哨，落實好各種縝密應急措施，并采取邊排版、邊印刷、邊拆版的辦法，使之找不出破綻。

除秘密印刷黨的文件、資料外，老隆“工合”還承接印刷了不少進步刊物。如龍川一中的《川中學生》、老隆師范的《隆師學生》，五華黨組織的報刊《華聲》《新生》《拓荒》等，還有五華皇華中學、船塘中學等學校的進步刊物也是“工合”印刷的。同時，還給后來中共地下黨組織辦的《燎原報》《星火報》解決油墨、紙張等不少困難。

因為廠里的工人還有一些非黨員，為了保密，廠里還特地為他們組織外出活動。如為完成上級黨組織下達印刷“海陸豐革命”的文件資料，任務緊、數量多。為了絕對保密，廠里利用星期天，將非黨工人帶到水坑（地名）的“云華洞”游玩，留下的黨員立即投入緊張的“戰斗”，邊排邊印。等非黨工人盡興游玩到下午回來時，黨員工人已經順利完成了任務，文件也已送走了。

1944年春節，后東特委交印《告東江人民書》，工人有的回家過春節，有的去霍山游玩，留下的黨員工人便集中力量日夜趕印。“告東江人民書”六個特大字粒，是事先從和平“工合”印刷社拿來的，以免敵人辨認出是老隆“工合”印刷社印的。

老隆“工合”印刷社成立后，一直堅持到新中國成立后并入東江行署創辦的東江日報社印刷廠。老隆“工合”開辦了10年，一直是龍川縣中心縣委和后東特委的活動據點和聯絡點，為黨的活動提供了經濟上的支持，為黨組織印刷了大量秘密文件和宣傳品，其中有中共中央發表的關于國民黨軍隊進攻皖南新四軍事件的幾個文件，在革命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4.紅色商號的隱身術

老隆“工合”自建立之日起，就無時無刻不被特務窺測動向。“工合”地下黨員密切聯系群眾，保持高度革命警惕，既沒有暴露自己，也沒有被敵人打進來進行破壞，未遭受到損失。

為了安全，老隆“工合”的黨組織是由后東特委直接領導，與龍川地方黨組織沒有聯系。發現敵情時，上級黨組織及時通知采取應急措施。1942年“粵北事件”后，陳福侖讓曾新華把黨內文件資料銷毀，不得保留。曾新華保管的黨內文件資料，有的已傳給地下黨員的手里，有的還原封未動。接到密令后，曾新華在深夜里把所有文件銷毀了。

1942年初，陳福侖調和平“工合”聯合社任經理，黨組織先后派陳華生、鄭振華任老隆“工合”支書。后東特委領導人鐘俊賢和藍訓才常來老隆“工合”指導工作。1942年5月，粵北省委遭破壞后，黨組織停止活動，而鐘俊賢是后東特委與“工合”直接保持單線聯絡的唯一聯系人，這一關系一直保持到解放戰爭時期。

自從東江恢復武裝斗爭后，上級黨組織考慮到老隆“工合”的處境和安全，地下黨同志也較少來聯系和住宿。就是在這個時候，敵人對“工合”的監視、檢查也沒有放松過。曾有三四次，老隆警察所巡官帶人在深夜12時左右突然查戶口，先是到機印車間查看印件原稿和版面，“工合”每次印刷黨的密件時，印完后都非常注意不留絲毫可疑痕跡，他們找不著茬，只得灰溜溜回去。老隆鎮中心小學也有別有用心的人經常以印東西來印刷車間校對或看版樣，或以師生參觀為名，突然竄進車間看這問那，每次都毫無所獲。

1943年至1944年間，老隆幾次夜間有敵情，鐘俊賢及時通知他們要提高警惕，防止被暗算。1944年，國民黨頑固派在和平大肆搜捕地下黨員，后東特委梁威林立即通知經理黃耀倫離開老隆到羅浮山去。第二天早上，黃耀倫以到河源治病為名安全離開。后來他們雖又數次來廠問黃耀倫的病情，都被老隆“工合”人員沉著應對了過去。

老隆“工合”一直運行得不錯。到1948年，全國尚有316個“工合”，其中廣東有梅縣、南雄、廣州、曲江、和平、老隆（《中國各種經濟合作社》，秦柳方、陸龍文著，第302頁）。1949年5月14日龍川解放后，老隆“工合”全體人員以及機械設備等，全部并入中共東江地委機關報東江日報社。

至1949年10月2日，廣東除個別公用事業單位如汕頭市海關消費合作社、自來水和電燈消費合作社還名存實亡外，其余的都名實兩亡了。至于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全省只剩下和平縣的造紙社和機械社等（《廣東省志二輕(手)工業志》）。

■本文主要依據資料：《中國共產黨龍川縣地方史 第一卷》《老隆“工合”印刷社革命活動概況》等。

■文/圖：本報記者 凌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