佗城百歲街街景 黃贊福 攝

佗城百歲街張氏宗祠 黃贊福 攝

9月10日，中秋。佗城鎮比往日更多了些煙火氣。

百歲街是古城目前繁華的街區，又名百歲坊、百姓街，原名儒學前街。這里有“兩多”：一是百歲老人多，二是姓氏多。

在不足500米的街道上有13個姓氏，還有不少宗族祠堂。

橫街和中山街，隨便走幾步，也可以看見祠堂。

據史籍記載，清末民初，佗城宗祠建筑達到頂峰，有歷史記載的宗祠有89府，每府一姓。佗城現存有黃氏大宗祠、劉氏、曾氏、蔡氏、張氏、葉氏、吳氏宗祠等，保存至今的宗祠尚有48府。

一些游客來到佗城，游玩時也找自己的姓氏宗祠，從祠堂內的堂匾、對聯以及歷代宗親的世系表和家乘族譜等，探尋族人的遷徙之路。

據統計，佗城鎮共有179個姓氏。

這么多的姓氏與宗祠，對有著2200多年歷史的佗城而言，蘊藏著歷史上多少遷來徙往的故事，又是否與秦朝和秦軍南下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不少史學研究者為此苦苦追尋、叩問。

秦軍戍邊帶動人口發展

越地初開，百廢待舉。

公元前214年，趙佗來到龍川。作為地方主官，開發龍川、發展經濟、穩定社會、鞏固政權是重中之重。然而，作為社會經濟發展起決定性作用的勞動力（人口），成了稀缺資源。

隨趙佗來到嶺南或率先來到龍川的，是軍隊。

屠睢、任囂、趙佗率軍來到南越之地，史籍是這樣記載的。《淮南子·人間訓》“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載：“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

從這兩處記載可以看出，南下大軍有50萬，趙佗“將卒以戍越”，“戍”就是守邊，且最大的可能是來了沒有回去。對此，許多研究者遍尋史籍，沒有發現有關南下秦軍回中原的記載。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朝廷“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染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第二年，秦又“適治獄不直者”筑長城、戍南越地。（均出自《史記·秦始皇本紀》）

《史記· 張耳陳余列傳》載：“秦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漢代晁錯說起秦朝時，“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

“以適遣戍”“戍南越地”“五嶺之戍”“置戍卒焉”等史籍的記述進一步表明，來到嶺南的這些人，駐守在這里了。

那這些人又是些什么身份的人呢？有這樣一種說法：一是正規軍，如“樓船之士”等，二是雜牌軍，包括“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

中國近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呂思勉在《中國大歷史：秦漢史》論之“秦之戍卒”時寫道：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后以嘗有市籍者，又后以祖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后入閭取其左。此意為，秦朝征發兵役戍邊的人選是這樣一個順序：先征發貶斥的官員、上門女婿和市場商販；次為曾經當過上門女婿、市場商販的；再者是祖父母、父母曾經當過上門女婿、市場商販的；最后沒有“賤人”可以征發了，就每個巷子住左邊的全部征發。

龍川作為嶺南重鎮、區域中心，應有不少“戍卒”之人，并定居于今龍川轄區內。龍川首個進士、唐人韋昌明《越井記》載：“秦徙中縣之民于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而龍（川）有中縣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陜中人來此，已三十五代矣。”

韋昌明自云，自家祖上是從“陜中”遷來龍川的。據查，陜為春秋時的晉地，戰國屬魏，屬中原地區。

據新編《龍川縣志》載，這“中縣之民四家”，為趙、韋、官、任四姓。

以文化人類學田野調查訪談法之年代計算法，一代以25年計，35代計為875年左右。從唐代上溯800多年正是秦朝時期。

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我國漢族人口常用姓氏有3000個，《百家姓》收集了438個，而4萬多人口的佗城鎮總共有179個姓氏，其中，僅有2000多人口的佗城村就有140個姓，幾乎占了《百家姓》的1/3。

“為有效地控制嶺南，秦始皇把進入嶺南的五十萬大軍就地留戍，隨后又分三批從中原遷徙數萬人到嶺南，與越人雜處，共同開發嶺南。”考古學家黃展岳在其著作《南越國考古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專題文集)》里說。

考古學者在今湖南、江西、廣東、廣西等地區均發現了一定數量的秦遺物、遺址和墓葬，成為當年秦南戍五嶺、進軍嶺南的見證。

趙佗上書求“萬五女子”

隨任囂、趙佗南下的秦軍，留在南越鎮守郡治和邊關要塞、屯墾戍邊，這些軍人大多是單身漢。此時漢越剛結束敵對狀態，這些軍人要跟越女成婚頗為不易。史書記載，約在公元前208年，趙佗“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這批女子是怎樣到嶺南的，史無記載。

2009年4月30日，《百家講壇》首播王立群教授讀史記秦始皇之《難說再見》（四十七）》，這是“秦始皇”系列最后一集。在談及秦始皇的歷史貢獻——統一中國時，提到了趙佗。王立群如此講道：“趙佗擔任龍川縣令的時候，曾經給秦始皇打了個報告，請求派去3萬名中原女子……秦始皇給了1.5萬名，這1.5萬名中原女子到達廣東以后，被稱之‘客娘’和客家人的‘老祖奶奶’。”

從史學研究的角度看，熟讀《史記》的王立群這番講述未必嚴謹，但可佐證，1.5萬名未婚女子到嶺南，名義上為駐軍縫補衣服，實際上是想解決官兵成家立室、傳宗接代的問題。其實，絕大多數研究者認為，這支官方組織的女性移民隊伍，在嶺南歷史上尚屬首次，對推動漢越民族血緣交流和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趙佗是龍川縣令，上書求中原女子來，據推測應有一部分來到了龍川。

至于其他還沒娶上老婆的更多來自中原的軍士，“皆家于越”。因為隨著時間的推延，這些軍士與當地越人交流日多、互相熟悉起來以后，自然也會學著和土著婦女談情說愛。與移民實邊相輔相成的是，趙佗因勢推行漢越通婚，勸導士兵在當地生兒育女，促進漢越同化，促進民族融合。

人的交往、交流，便是漢越融合最直接的一種體現。中山大學人類學家楊鶴書認為，這是廣東史上出現的第一次民族融合時期。

這些新移民，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經濟、文化、軍事、政治、思想、農業、冶鐵業、手工業技術等，與南越人一起開發龍川，傳播中原文化，融合當地文明，促進了當地文明進步和經濟發展。

中山大學教授李吉奎認為，趙佗帶來的人馬，使嶺南從原始氏族公社階段飛躍為封建社會，可以說，龍川設縣，起點是很高的。中原人的遷入，徹底改造了嶺南。中原移民與越人雜處，漢越通婚，為古龍川的開發注入了活力，活躍了經濟、豐富了文化、啟蒙了嶺南文化，這是嶺南劃時代的變革。

漢越雜處促融合

秦始皇用軍事征服了南越，卻尚未奪取人心。趙佗在龍川“下車伊始”，就面對著一個嚴峻的問題：以堅兵利器平定并留守嶺南鎮守縣治和邊關要塞，屯墾戍邊的秦軍，同“好相攻擊”的當地越人存在很深的隔閡，沖突時有發生。

在龍川令任上，趙佗從尊重越人風俗習慣開始，提倡漢越平等，實施“漢越雜處”，極力安撫越族。

龍川作為趙佗興王之地，“和輯百越”的治理理念，首倡地或萌芽地，應也是在龍川。

深圳博物館原館長黃崇岳介紹，趙佗身為秦龍川縣令，深入越族地區，了解越人風俗民情，總結了歷史經驗，稱王之后采取“和輯百越”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自治政策，并使之成為他的治國方略，貫穿治理南越國的始終。“秦平嶺南之后，于番禺（今廣州）置南海郡治，命任囂為南海郡尉，并以趙佗為龍川縣令，切實執行秦始皇的“漢越雜處”政策，使嶺南的政局趨于平穩。”（黃展岳《南越國考古學研究》）

作為秦朝官員，龍川縣令趙佗推行秦王朝的行政管理制度、傳播中原文明，并從軍事、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上全面推動漢民族與南越族融合，促進了南越族主體的漢化，南越族及其后裔自然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

趙佗經營龍川，奠定了漢越文化融合期的基調，是嶺南文化形成中極為重要的環節。這正是趙佗在治理龍川所取得經驗的基礎上，有能力經營疆域更大的南越國。

龍川，是趙佗實現漢越融合的開端，是后來“和輯百越”民族政策和文化策略的策源地。

中國古代的百科詞典《廣雅·釋詁三》：“和，諧也。”《易·乾》：“保合大和乃利貞。”王弼注稱：“不和而剛暴。”正因為“和諧”“和睦”，才會“融洽”“融合”，古龍川的開發也就有了安定團結的局面，這片蠻荒之地也就迎來了史上第一次大發展。

■本報記者 凌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