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蕭殷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大院，當時他與楊思仲（陳涌）輪流任《人民文學》執行編輯。

1979年11月，蕭殷（左一）參加全國文代會期間，與巴金、陳忻等留影。

■本報記者 凌麗

核心提示

蕭殷，原名鄭文生，筆名蕭英，1915年出生于廣東龍川縣。是新中國廣東文藝評論工作的開拓者，《文藝報》創辦人之一。1938年，進入延安“魯藝”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華北《新華日報》編委、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員、中央黨校教員、《石家莊日報》副總編輯。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文藝報》主編、《人民文學》執行編輯、中國作家協會青年作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副所長、暨南大學中文系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副主席、《作品》月刊主編。先后從事報刊編輯、文藝教學、文藝理論研究等工作；出版小說散文集、文學評論集多部。1985年，獲廣東省首屆文學評論榮譽獎；1986年，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特別獎。

蕭殷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創作的一生，始終致力于革命、文學工作，同時積極幫助青年成長，是一批后來成為中國文學中堅力量的文學青年的伯樂。這位已載入文學史、深度參與并影響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發展進程的河源人，是中國文學事業的“守夜人”，是廣東文藝評論工作的開拓者。

從“嶺南首邑”竹園里走向省城

蕭殷的故鄉，是廣東河源市龍川縣佗城鎮。佗城，是史料記載中嶺南最早建立的城邑之一，是2200多年來東江中上游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重鎮，有著“嶺南首邑”之稱。佗城既是趙佗興王之地，又是秦代中原文化南下與百越文化匯融之地。自趙佗為龍川令在佗城駐軍施政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佗城一直為龍川縣治所在地。2000多年的建埠史，讓佗城積淀了厚重的文化底蘊，是1991年廣東省人民政府首批公布的省級歷史文化名城之一。

后來蕭殷回憶起童年時的故鄉佗城時，是這樣描述的：“佗城面臨東江，背靠嶅山，山清水秀，景色宜人，處處古剎，古色古香，是南越王趙佗稱帝的古城，但到我懂事的時候它和全國農村一樣，正面臨著農村經濟的破產。‘農民頭上三把刀，地主官吏高利貸’。加上連年遭災，農民紛紛逃荒要飯，美麗的故鄉滿目瘡痍，一片凄涼。”

蕭殷故居在佗城郊外竹園里鄭屋的一角閣樓，有三層。一樓門楣上，有一塊賴少其題寫的“蕭殷故居”刻石牌匾。如今小閣樓已很是破敗，樓上地板有些顫動。20世紀60年代，林默涵、杜埃、饒芃子、易準等都到過或住過這座小閣樓。每次蕭殷回來，都住在三樓。在這小閣樓里，蕭殷度過了許多生活歲月和創作時光。

20世紀60年代，蕭殷寫了三篇帶小結性質的文章，即在《羊城晚報》上以“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理論研究組”名義發表的《熟悉的陌生人》《文藝批評的歧路》《論〈金沙洲〉》。這第三篇文章，是蕭殷在竹園里寫的，他順便回家探兄，后來任《作品》副主編、廣東省文化廳原副廳長的易準，也一起住在竹園里。

蕭殷出生于1915年中秋節次日，起名叫鄭文生。后來蕭殷回老家，家鄉人的同輩和長輩都叫他“文生”。蕭殷8歲時，父親就因病去世了，母親患風濕癥長年臥床不起，全家只能靠在城里做店員的哥哥每月5元的工資過活。家境貧寒的蕭殷從小便飽嘗了人間的辛酸，他知道自己隨時都有輟學的可能，于是更加努力讀書，學習成績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他還大量閱讀課外書，以開闊眼界、增長知識。小學畢業后，在幾位老師的幫助下，貧困的蕭殷才得以進中學繼續念書。

蕭殷從小就受到了革命理想的感召。1925年，北伐軍第二次東征過境，張貼出“有田耕，有工做，有飯吃，有書讀”的標語，年僅10歲的蕭殷就開始了對美好未來的憧憬。

蕭殷自小酷愛讀書。讀初中時，蕭殷初步展露了他在文學上的才華。他與高中一些愛好文學的青年創辦了文學期刊《湖畔》，發表了一些進步作品，也團結、聯絡了部分愛好文學的同學。在第二期《湖畔》上，他發表了小說《明天》和《風雨之夜》等散文。《風雨之夜》以蕭殷的親身經歷和感受，寫了一個貧困學生在風雨之夜到處奔走借錢交學費的故事。后來這篇文章還在廣州的一個省展覽會上獲得了二等獎，這對剛走上文學道路的蕭殷來說是莫大的鼓勵。

由于家貧，蕭殷深知上大學已沒有希望，他決心自食其力，另謀出路。讀完中學后，蕭殷乘船順江而下到廣州謀生，在一個舊祠堂里找了塊棲身之地，并考上了廣州市立美術學校，他的哥哥想方設法為他湊齊了學費。為了不加重哥哥的負擔，蕭殷開始向省級報刊投稿，以賺取稿費補貼生活。從1932年（17歲）開始，他連續三年先后在報刊上發表了多篇小說，其中有“喊出了農村衰敗的第一聲悲嘆”的作品——《烏龜》《瘋子》《父與女》及《倒閉》《沉落》等。發表在《廣州國民日報》上的小說《烏龜》，后來被人改編成話劇搬上舞臺。

蕭殷在哥哥的幫助下讀完了大學一年級，最終還是因為經濟困窘輟學了。

“蕭英”走上了革命道路

輟學后，蕭殷回到家鄉，在龍川鄉村師范找了一份教繪畫的工作。第二年春，鄉村師范也停辦了。1934年，他又轉到佗城小學任教。1936年春，又轉至龍川縣民眾教育館工作。

1936年春，蕭殷結識了一名革命者。這個人經常帶一些宣傳革命統一戰線的書刊來，蕭殷從中挑選出一些文章，油印數十份，和工友到鎮上去散發、張貼，宣傳革命主張。與此同時，蕭殷開始密切關注革命形勢的發展，并和一些革命者取得了聯系。在家鄉工作期間，蕭殷還寫了《借貸》《哥哥的臉》《倒閉》等小說以及報告文學《年關雜寫》等。他投到《東南西北》的小說全部發表了。蕭殷對報社的編輯心存感激，并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創作之中。

在佗城工作期間，有些人想方設法造謠陷害他。1936年7月，蕭殷再次離開佗城。他來到廣州，在同學的幫助下住進了中山大學。從7月到12月不到半年的時間里，蕭殷參加了多次革命活動，思想上發生了質的飛躍。為了斗爭的需要，他寫了許多雜文，并在《珠江日報》上發表，署名“蕭英”。這些文章矛頭直指國民黨，另外還有一些散文在《黑暗》《市民日報》等刊物上發表。當時，國民黨特務使用各種伎倆誘捕、迫害革命者，形勢非常嚴峻。蕭殷迫切希望得到魯迅先生的指導。

在北平，戰地記者“蕭殷”誕生了

10月初，蕭殷給魯迅先生寫了一封信，在信中簡要介紹了廣州革命斗爭的形勢，并把自己創作的散文《溫熱的手》一并寄去。蕭殷日夜期盼先生的回信，沒想到，魯迅先生在收到他的信稿10天后就不幸逝世了。魯迅只在10月9日的日記上記了一句：“得蕭英信并稿。”悲痛的蕭殷在中山大學禮堂參加了魯迅先生的追悼會。會后，特務跟蹤、逮捕進步青年的活動更加猖獗。蕭殷的幾個同學都被捕了，他也上了特務的黑名單，日常生活都受到了限制。12月底，蕭殷和摯友賴少其一同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剛到達上海，他就從朋友口中得知，他們的來往信件已被檢查，他們的行蹤也被監視，為了隱匿身份，他只好改名換姓。

抗戰開始后，蕭殷加入共產黨領導的“上海防護團”，任戰地記者。后來，他又赴漢口編輯中國青年記者協會機關刊物《新聞記者》月刊。1938年，他從武漢輾轉到延安，就讀魯迅藝術學院，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延安中央研究所文藝研究員和中央黨校教員。當年，他還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親聆了毛澤東主席的講話。

1939年，蕭殷調張家口任中國共產黨北方局《新華日報》編委兼特派記者、《晉察冀日報》編委兼副主編。在抗日前線從事采編工作時，蕭殷曾在冀南的游擊戰中負過傷，是二等乙級殘疾榮譽軍人。在這期間，他一直用筆名“蕭英”，在《新華日報》《新中華報》《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國共“和談”期間，中共派代表團赴北平。為了加強對和談進展的報道，蕭殷被調往北平主編《解放三日刊》，并兼新華社北平分社采訪部主任。初期發表文章仍用“蕭英”這一筆名，有些同志認為這個名字在革命根據地報刊上出現過，容易引起敵人的注意。為了斗爭的需要，他把筆名改為“蕭殷”，后來這個名字逐漸取代了他原來的名字。抗戰期間，他發表了《井圪塔的血》等報告文學和散文。

1945年11月，在張家口解放區，丁玲負責主編《晉察冀日報》副刊，年輕的蕭殷兼任《晉察冀日報》報社編委，同時在新華社晉察冀分社任編輯組長。但丁玲很快被調離報社，負責主編《長城》文學月刊，《晉察冀日報》副刊由蕭殷接替主編。

1946年2月，國共談判，北平軍調處執行部成立，組織上調蕭殷到北平參加《解放報》（三日刊）工作，負責領導記者采訪工作，同時自己也會出去采訪，他跑的“線口”主要是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各地發生了軍事沖突的“突發新聞”，他也會馬上收拾包袱奔赴一線采訪。

1949年2月，蕭殷隨中共中央華北局進入北平。7月底，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文代會）開幕，大會決定出版《文藝報》，大會期間蕭殷在宣傳組工作。9月25日，全國文聯機關刊物《文藝報》創刊，蕭殷與丁玲、陳企霞同為首任三位主編，為《文藝報》確立辦報方針、編輯思想和專業風格。

趙堂子胡同來了個年輕人

趙堂子胡同6號。王蒙對這個地址，印象極深，他第一次得到蕭殷的指導，就在那里。

1955年春天，20歲的王蒙怯怯地推開趙堂子胡同6號的門。多年后，王蒙回憶起第一次與蕭殷的見面說：“文學的神物化為一個和顏悅色的小老頭，他慈祥地向我笑，向我伸出了溫暖的手。”這個小老頭，就是蕭殷，他為王蒙開啟了文學殿堂的第一道門。

時任共青團北京西城區委副書記的王蒙是為了他的處女作《青春萬歲》來的。

被出版社“槍斃”了的《青春萬歲》初稿，被眼光銳利的蕭殷從中發現了作者的才華。于是，蕭殷把王蒙約來見面，對他的作品作了優劣評論與修改指點，并送他一本自己寫的《與習作者談寫作》。

這第一次談話，讓蕭殷決定認真幫助王蒙。此后，每個周日，王蒙都到蕭殷家里來談稿，如此七八個星期天。最后，蕭殷幫助王蒙請了半年的創作假，修改好了《青春萬歲》。修改版《青春萬歲》讓蕭殷非常高興，直接就交給了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年1月，王蒙的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受到上綱上線的批評，蕭殷打電話約王蒙來家里談話，鼓勵這位自己寄予莫大期望的年輕人，并公開發表文章為王蒙申辯。7月，王蒙被打成“右派”，蕭殷極為悲憤。11月，即將離開北京遠赴新疆的王蒙到趙堂子胡同8號看望蕭殷，向老師道別。面對出版社交來的王蒙《青春萬歲》樣書，蕭殷傷心落淚。他用最好的紙張，精心制作了封面，并珍藏起來。蕭殷一直把書樣帶在身邊。后來他調到暨南大學中文系當主任時，還向中文系的學生介紹這本書。

1961年，蕭殷向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韋君宜推薦這部書，但仍是因政治原因，未能出版。一直到1979年，《青春萬歲》才出版。該書出版后，廣受歡迎，并被改編成電影。1984年，小說《青春萬歲》獲首屆“人民文學獎”。

粉碎“四人幫”后，蕭殷主編《作品》雜志，四處打聽剛剛嶄露頭角就遭受打擊的王蒙的下落。王蒙試著給蕭殷寄了封信，長期牽掛他的蕭殷欣喜若狂：“王蒙來信了，王蒙來信了……”經過20年的動蕩，得知王蒙無恙，令蕭殷歡喜無限，大叫著把這個消息告訴他的妻子陶萍同志，告訴他的友人。王蒙讀著回信，潸然淚下。

王蒙在1978年獲得優秀短篇小說獎的作品《最寶貴的》，就是蕭殷經手在《作品》發表的。

已年近九旬的王蒙，著有長篇小說《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等近百部小說，獲獎無數。在20世紀80年代曾任文化部部長。

他使《作品》成為全國文藝思想解放運動排頭兵

蕭殷是從廣東走向全國的文學批評家，也是從北京回歸到廣東的文學批評家。自1960年11月任中國作協廣東分會副主席，他就回到自己文學生涯的起點——廣東。此后20余年里，嶺南文壇的風霜雨雪，他都經歷過；嶺南文壇的春華秋實，都有著他殫精竭慮的照拂與付出。

1960年11月，蕭殷任中國作協廣東分會副主席，分管機關工作。1962年1月，在蕭殷的努力下，停刊5年之久的《作品》成功復刊，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曾對當時的《作品》給予了很高評價。3月，首屆羊城晚報《花地》作品評獎，這是當年繼《大眾電影》雜志評“百花獎”之后，全國首例報刊文學作品評獎。

1976年，“四人幫”倒臺，十年浩劫終結。蕭殷主持《作品》的第二次復刊，他立即向丁玲、艾青、王蒙等約稿。《作品》復刊第一期發表艾青、王蒙、舒展等“右派分子”作品時，還是遭受了非難。但蕭殷頂住了壓力。很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艾青等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王蒙發表在這期《作品》的小說《最寶貴的》《復婚》，被評為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與此同時，蕭殷還組織發表了一系列文藝論爭文章，在全國最早開展對“四人幫”文藝路線的批判，《作品》成為當時最先刊發白先勇短篇小說、梁羽生武俠小說的文學刊物，成為全國文藝思想解放運動的排頭兵，風行一時，發行量達到78萬份。

廣東文學輝煌年代領軍人

“十年浩劫”沒有壓垮蕭殷的精神，卻摧垮了他的身體。在生命的最后階段，他拖著病體，整理、選編舊作，瞞著醫生撰寫了大量的評論文章，出版了《習藝錄》《創作隨談錄》，還在暨南大學任兼職教授，帶出了兩名文藝理論研究生。在他的床頭案上，堆滿了來自全國各地文學青年的來信來稿，他每天都硬撐著身體看稿復信，常常是鼻子里插著氧氣導管，還在和前來探病或求教的文學青年侃侃而談、循循善誘。

1983年8月31日凌晨4時50分，蕭殷與世長辭。在蕭殷領導過的廣東文藝戰線上，廣東第二代文學批評家在歷經一次次火花迸濺的磨礪后，脫穎而出。他才華洋溢的學生饒芃子、黃樹森、黃偉宗……日臻成熟，成為廣東文學評論界新一代領軍人。

黃偉宗說：“俯瞰中國現代文學史，廣東文學有兩度輝煌時期，分別是上個世紀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這兩個輝煌時期，蕭殷作為領軍人物，功不可沒……蕭殷，不僅是文藝批評家的領軍人物，也是作家的領軍人物。”

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傅修海認為，蕭殷的文學史意義包括了四方面的努力和貢獻：文學論、創作論、寫作談、文學問答與通訊。從形態上說，蕭殷的文學思考和工作成績，對應著四大類型的文字：主題報告、專題論文、寫作談（創作談）和通信書簡。

蕭殷將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新文學和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下重要篇章。他的正義、良知、膽識和責任心，必將激勵后人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砥礪前行。

蕭殷的家鄉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新變化。今天的佗城，佗城景區被評定為國家4A級旅游景區，千年古城正煥發新生機。今天的龍川，交通區位突出，生態資源優越，人力資源豐富，產業基礎厚實，龍川高質量發展呈現勃勃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