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縣風俗改革委員會印章 （資料圖片）

■1931年—1950年期間拍攝的河源老龍王廟的廢墟。 （資料圖片）

■本報記者 凌麗

核心提示

風俗，有美俗，亦有惡俗，俗之甚蔽，不可不革。陋俗常常是陳舊的、不合理的、有害的，它們可能阻礙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例如導致社會效率低下、資源浪費、人心不齊等。陋俗的存在往往與現代文明相悖，它們可能破壞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甚至可能對人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威脅。

民國時期的風俗改革舉措是當時社會變革的一部分，也是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一部分，這些改良舉措包括推廣新式文化、教育、風俗習慣等，其中一些涉及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改革，比如廢除舊式婚喪禮儀等。這些舉措在當時的社會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人認為這些改革是必要的，可以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也有一些人認為這些改革破壞了傳統文化。雖然其中有一些爭議和反對，但是這些改革對于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上世紀30年代，河源、紫金、連平等縣組設了風俗改良或改革委員會，對縣內各種陋俗進行改良與革除。本文主要講述1930年河源縣發生的那場激烈、持久、面廣、堅定的風俗改革大行動。

民國中前期各縣風俗與陋俗

對河源各地民風民俗，民國時有一些調查報告說得甚是詳細到位。

河源縣為東江沖要之地，界連九縣，東界龍川，東北界五華、和平，北界連平，西界龍門，西北界新豐，西南界博羅、惠陽，南界紫金。縣屬平原甚少，然高山峻嶺亦不多見，丘陵連接，舉目皆然。……至于風俗，縣屬民風淳樸。在昔交通不便，素稱強悍，往往動輒糾眾械斗，置身家性命于不顧，而尤以小江民族為多。自改革后此風稍泯矣。近來縣屬水陸交通日益便利，影響所及，人民迷信程度漸漸日減。惟社會尚慕奢華，故去年縣黨部（注：指國民黨）竭力提倡節約，制定辦法，函送縣府布告執行。（《香港工商日報》，1934年8月22日）

紫金縣位居東江偏僻，萬山環繞，文化極為落后，故縣民陋習甚多，農民中大多迷信風水神權之說，故迎神賽會之事屢見不鮮，而信天主教者亦有少數。古竹一帶民性較為強悍，偶有械斗之事發生。而吸煙賭博者，亦較多數。男女結婚年齡，平均十六歲左右，結婚時概用聘金，且有多妻制度。貧者仍有童養媳之陋習。喪習概屬奢華，雖經風俗改良會之極力提倡，然積重難返。服飾與省垣無大差異，為質料多用自織之土布，或興寧布。而女人于頭上多裝置重逾四兩之銀簪髻釵，手上亦多有重逾四兩之銀鐲。（《東江水源林調查報告書》，廣東建設廳農林局發行，1930年9月印）

但風俗改良會尚需不斷努力，因為6年后，不少陋俗仍在，如男子穿衣不全，女子以顏色涂面等舉，數千年來尚不可破。1936年冬，自江錦興到任該縣縣長后，目睹民情風俗均與各縣懸殊，又值各縣共同推行“新運”之際，江縣長認為這些陋習倘不立即改良，不但于禮義有礙，還會成為文明進化的障礙。他組織有司制定徹底革除辦法，于當年11月5日公布，要求嚴禁陋俗，務求革除凈盡，使風俗日趨良善。（《香港工商日報》，1936年11月9日）

在東江上游連平縣，交通不便，民風淳樸，崇尚道德，居民中以嚴姓為多。直至民國以后，民風漸趨奢靡。1934年，自去年該縣參議會組設風俗改革會后，各區都分設了分會，極力提倡節儉，凡婚喪儀制、喜慶等物，均有限制，對于酧神賽會、占卜星相等一切迷信，也多被革除。虐女、搶婚等惡習，也已得到了鏟除。全縣除少量工業外，其他皆務農。佃農尚未發生糾紛，雇主與工人都能合作。（《香港工商日報》，1935年9月21日）

這些陋俗，有的在逐根鏟除之列，有的則進行改良。革除陋俗有助于提高公眾的生活質量和社會福祉。通過破除陋習，可減少因陋習而導致的痛苦和不便，對促進社會進步、提高公眾生活質量和道德水平、推動創新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風俗改良與革除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需要考慮到歷史、文化、社會等多方面因素，采取漸進、穩健的方式進行改革。

為期2個月的風俗改良集中運動

民國十九年（1930年）3月起至5月，河源城發生了一場激烈、持久、面廣、堅定的風俗改革大運動。

上世紀90年代初，河源城里尚存一些經歷過這場運動的耆老，源城區文史工作者羅滌良對他們進行了采訪。其中包括八旬老人劉壽榕、陳景恒，九十七歲高齡的李祖濃（為河源縣改革風俗委員會委員李祖羲先生的胞弟）等老先生，這些老人回憶起當年親身的經歷或所見所聞時，仍然記憶猶新，條理清晰，繪聲繪色，說到得意處會手舞足蹈起來。這場運動的深遠意義，運動之激越、之堅決、之持久，波及面之廣及運動之策略，之有堵有守，有廢有興等等，令我不時擊節稱嘆。”（《六十年前河源的大改革》）

民國十八年（1929年）底，時任縣長張爾超、國民黨縣黨部常委李祖羲等倡立了“河源縣風俗改革委員會”，成員有縣長張爾超（東莞人），國民黨縣部常委李祖羲，國民黨駐河源第八師師長黃質文，下城太平小學校長李道行，河源商會會長江際平（住丘屋巷），地方人士有上城陳屋陳國棟，城區區長張潔為（等于現在的城鎮公安分局長），還有九行公會的一位劉姓人士等。同時下設各區分會，由該區政、黨、軍、學、商及地方人士組成，至少7—9人，由該區（國民黨）黨部、區治安會、學校、學生會、警署等各派一人組成，主要任務是：取締卜、巫、星、相及一切封建陋俗，如迎神、打醮等勞民傷財的封建迷信活動。

搗毀全城大小神廟

委員會定下宗旨、任務后，迅速展開宣傳發動。陳景恒老人回憶說，他特別記得有個進步青年叫蔡和剛，曾在上城東門的陳屋書房、下城象翹書房（在上角肖屋）召開過宣傳發動的會議，有次開會恰逢四月四日（原為兒童節），參加會議的小學生每人還分到一只肉包子作禮物。

隨后，委員會立即組織在城的三社、義榮、上城、縣中附小、三江附小、樂育、下城等初等小學的部分學生為主體，分頭出擊搗毀神像，行動隊伍搖旗吶喊，高呼口號，沿途張貼標語，好不威風。被毀補像的神廟包括：西門洪圣王廟（后改為養濟院，今拆建為酒家）、孔子廟（后曾做過城鎮糧倉）、北帝廟（今區府大院）、上城東橫巷的文昌公廟，上城關帝廟、雙下阿婆廟、九帝公廟、崇報寺等。毀神像活動歷時2個月，全城大、小神廟中的神像大多被毀。

在后來的“破四舊”運動中，河源各寺廟、祠堂、牌坊、碑志及街道、家庭、商店、醫院等的古代楹聯、匾額、書畫、雕刻制品當作“四舊”被搗毀、焚燒，許多古代廟宇、祠堂、牌坊等著名建筑和歷史文化遺產遭到了嚴重破壞。

從重視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今日回望當時，頗令人嘆惋。神廟作為歷史文化遺產，對于了解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和歷史具有重要意義。通過神廟，我們可以了解古代人們的宗教信仰、文化傳統、藝術風格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信息，了解古代的建筑風格、雕塑藝術、繪畫技巧等方面的知識，也可以了解古代的社會制度、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信息。這對于我們深入了解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義。這對于促進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雖然神廟已經不再是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場所，但是它所承載的歷史和文化價值是不可替代的。時至今日，不少留存下來的神廟、祠宇等古老建筑，得到了妥善保護，繼續為我們傳遞著古代文化和歷史的信息。

大力禁止黃賭毒

在1930年這場風俗改良運動中，意圖徹底禁絕的有毒與賭。在此之前，河源的嫖、賭、吹（吸食鴉片）十分普遍，大多的旅館、客棧都存在娼妓、吸食鴉片、賭博等惡習，這和當時陳濟棠主政廣東時，各級政府主要收入靠賭博捐、酒捐、花捐，因而形成明或暗，慫恿、認可的態度有關。當時河源城較公開的嫖、吹、賭地點是沙邊街中山路的循州旅館和中山旅館，下城商人繆靄棠公開承認開有煙館和賭館。百姓家吸食鴉片頗為普遍，上城陳屋僅幾家人便有二三桿煙槍。

禁吹禁賭令下以后，吹、賭有所收斂，改良風俗委員會也曾收繳了一批大煙槍，集中公開銷毀。

因當時經濟環境與社會風氣的關系，對待“黃”的態度是“疏”字，集中管理，特殊對待。委員會采取變暗為明的辦法，把散居在城內各處的各種性從業者統統集中起來，讓其搬遷到頭塘街，頭塘街為“紅燈區”，縣長張爾超親自書下“廢圩”二個大字作“紅燈區”的大招牌，寓有明顯的貶義，使有些尋花問柳的風流人士望而卻步。

對此行業所收取的稅費，名喚“花捐”。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5月，因縣某機關擬開抽花票附加一角，為辦理地方事，導致該行業反對，罷工二三日。該業內人士派代表向主管機關請求收回成命，經接受其請求，各代表認為滿意，興辭而退，亦于當日復業。其呈詞中說得頗為懇切：“竊民等近因家鄉兵禍，逃散各方，迫不得已，操作走唱生涯。所有捐稅，經遵章照納，不敢隱匿（略）。民等操此賤業，櫛沐風雨，所得無幾。按此捐額，已感萬分之嘆，今變本加厲，民等因市景蕭條，游客稀少，營業一落千丈。若再令加捐，實屬不堪重負。”（《工商晚報》）

至新中國成立后，禁“黃”力度甚大，此陋俗亦漸至消失。

禁止勞民傷財的大醮會

在民國時期的紫金縣，醮會俗稱“打醮”。醮期一般五年一小醮，十年一大醮。醮會形式有兩種：一種叫“神醮”，是各地以“神明”生日而舉行的廟會。縣城的“天后娘娘”，醮期為農歷三月廿三；西門關帝君為五月十三，北帝廟、東岳廟、城隍廟以及龍窩的五顯廟、古竹的北帝廟和敬梓的張公廟，都有固定的廟會日期。另一種叫“禾米醮”，以鄉或聯鄉舉辦，沒有固定日期，多在冬季舉行。會期一般五日六夜，也有七日八夜的。

建醮時，由眾舉出兩個“富貴雙全”的人分別為“福首”“福全”，主持醮會。再選出100名總理事，選其中若干名負責各項具體工作。醮會開始后，攤販云集，香客紛至沓來，大小賭場遍地設立，賭徒日夜鏖戰。各地前來赴醮會的男男女女，穿戴簇新，絡繹不絕地涌向醮場。醮壇上，擺設佛堂，和尚日夜念經拜懺，福首、福全和總理事輪流陪拜。醮壇對面高搭戲臺，建神醮的多演廣班粵劇，建禾米醮的多演木偶線戲。醮壇側設有紙扎的“監醮白衣大士”，稱“山大人”。豎起三條旗幡，標志著“陽施、陰施”。所有乞丐都有坐席，不用討吃。建醮最后一天，由8人抬著神像出游，豪紳、耆老等人手拈心香虔誠地跟在后面，所到之處家家焚香點燭，拱手作揖，以示誠敬。“告隆”晚上（最后一晚），焚燒同小屋一樣大小的“紙錢”“紙衣”，稱“施濟陰魂”。醮會期間，凡在建醮區域內的人，一律沐浴齋戒，不殺生、不吃葷，夫妻不同房等。（《紫金縣志》）

在和平縣，舊時城市鄉村多醮會，會期有三日、五日、七日不等，或定期三、五、十年一屆，或臨時舉行，迷信神權，費鉅害深。民國八年（1919年），和平縣抽醮捐稅費，充當教育費，“寓禁于征”，不久后完全禁止。

舊時河源縣，農歷正月十三、正月十六、正月十九，全城男女老少都要投入的“三間廟會”——三年一辦的“大科會”，農歷十一月、十二月操辦的“火神生日”等，興師動眾。每到“醮會”會期，除請僧人打齋及唱八音外，有公款充足者，并請伶人演戲，農夫農婦屆時云集，帳幕數里，大有蒙古集合市之概。每年至多一次，較社期為少。（《東江水源林調查報告書》，廣東建設廳農林局發行，1930年9月印）這些大量消耗百姓財物，令下層百姓叫苦連天的迎神、打醮，大張旗鼓搞封建迷信的活動，在這場風俗改良運動中被明令禁止。

在“破”的同時，有司還在致力于“建”。改良風俗委員會迅速組成了兩個下屬委員會，一個叫建設公園委員會，一個叫街市改良委員會，開辟中山公園，興建體育運動場、中山紀念堂、中山牌坊、民眾教育館及平民醫院等，擴展、改良街道，計有太平路、化龍路等，興建2個自由貿易市場。他們奠定了源城區城市面貌基礎，一直沿用到改革開放前，此后經濟社會民生發展迅速，源城區城市面貌與風俗秩序得到了良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