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擔壩遺址 圖片翻拍自《河源市文化遺產普查匯編 和平縣卷》

獲得安定的和平人，非常懷念王陽明。嘉靖五年（1526年），和平首任知縣劉琰申請立祠塑像獲準，陽明王公祠建在和平縣城的縣署后堂，邑人在春秋仲月各具牲醴以祭。

和平建城后，在羊子埔北面的徐家祠旁，設立了陽明書院。為紀念王守仁的功績，民國年間，和平縣將羊子埔改名為陽明鎮。數百年過去，王陽明的大名非但未隨時間泯滅，反而愈加清晰起來，以“陽明”命名的物產、學校、建筑甚多，如陽明紙、陽明傘、陽明中學、陽明一小、陽明二小、陽明三小、陽明大橋等等，還有與王陽明的傳說有關的蠟燭草。2014年5月29日，和平縣成立了王陽明研究會。王陽明的大名，在和平民眾心中，永不忘卻。位于和平縣浰源鎮曲潭村的池仲容大本營遺址仍在，但只剩殘垣斷壁。

和平縣治改名陽明鎮

王陽明（1472年—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號陽明。在弘治年間，王陽明累官至學士、少詹事。他是我國明代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軍事家，“心學”流派創始人。

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王陽明接受朝廷任命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南安、贛州及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等地，如有賊盜，即設法剿捕。

和平是四省交界之處，山多，山大王也多。浰頭（今屬和平縣）的“積年老賊”、自號金龍霸王的池大鬢（原名池仲容），就是其中一個厲害的主兒。但不巧的是他遇到的是哲學家兼軍事天才王陽明。王陽明認為池仲容貪婪殘暴終不可化，幾十年的寇患使周圍民不聊生，便痛下決心將他們剿滅。（詳情見此前幾期）

為防止寇患死灰復燃，王陽明在贛南一帶實地勘察，聽取地方官員的意見。他認為這里是四縣交界之隙、“三省閏余之地”，政教不及，因而多有賊巢。他上書朝廷，請求“乘此機會，復建縣治以扼其害”“移司設縣，建縣之所，地名和平，以地名縣，以為得宜”。

不到四個月，朝廷批復，割龍川縣和平都、仁義都并廣三里、河源縣惠化郡，在原廣東龍川縣和平羊子埔增設和平縣治，將和平巡檢司遷至浰頭以據險要，“百姓永享太平之樂”。

建城之后，又于嘉靖三十七年拓建縣城，稱城廂鎮。1941年9月重修，為紀念王陽明為和平百姓作出的貢獻，改名陽明鎮。1968年該鎮曾改名為東風鎮，1980年復名為陽明鎮。

邑人為王陽明立公祠

王守仁平亂之后，人們生活漸趨安定，因而深得人民擁戴，多地為他修建生祠，或死后各地建書院或祠堂以志紀念。嘉靖五年（1526年），此時王陽明尚且在世，首任和平知縣劉琰申請立祠塑像獲準。陽明王公祠建在和平縣城的縣署后堂，有三間，東西耳房各四間，邑人在春秋仲月各具牲醴以祭。該公祠在康熙前期時已倒塌。康熙三十五年，知縣邵大成重修，每年春秋的第二個月上戊日，奉支均平銀五兩致祭。另士民收祭田租，則擇吉拜祀。頗有宦績的知縣尹惟日等從祀，惠州知府甘亮、尹秉綬也曾從祀。

像和平縣這樣為王陽明立祠的，還有其他被平定的粵贛多縣，“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于祖堂，歲時尸祝。”（錢德洪《陽明先生年譜》）

李田仙巖蠟燭草的傳說

除了官方的紀念，和平縣民間還流傳著一些與王陽明有關的傳說，其中有蠟燭草、陽明傘、陽明紙等。

和平蠟燭草只在浰源有，浰源又只有李田仙巖有。李田仙巖是一座天然石灰溶洞群，延綿幾公里，洞景復雜多變且險峻，截至目前，還沒有人能探察到它的全貌。

在李田仙巖洞口，生長著一種非常奇特的草，長長的葉子猶如禾苗，那花毛茸茸的，像一支灰色的蠟燭，長約10厘米，比拇指稍大，這就是蠟燭草。相傳，蠟燭草是王陽明種植的。

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陽明將自號“金龍霸王”的池仲容等一伙為禍和平數十年的賊寇剿滅后，曾帶著人馬到李田仙巖探險。

李田仙巖幽深奇特，王陽明一行越往里走，就越覺得神秘。在一處約50平方米的開闊臺地上，設有天然石桌石凳，疲憊的王陽明在此歇息。睡夢中，一位白發老者對他說：“趕快出去吧，不然蠟燭滅了你們就出不去了。”王陽明驚醒后，急忙帶著眾人往回走。當他們走出洞口時，太陽已經下山，牛油蠟燭只剩下一支了。王陽明后怕之余，認為自己是夢見了神仙。于是，他將最后這支蠟燭點燃，持在胸前朝洞口跪拜感謝。拜罷，他將蠟燭插在巖洞門前。

次年，人們驚奇地發現，李田仙巖洞口長出幾根造型奇特的草，像王陽明當年插下的蠟燭。自此，人們都稱這種草為蠟燭草。據說，蠟燭草的花是治療跌打刀傷、止血拔毒生肌的良藥，每當村民不小心弄傷了手腳，抽出蠟燭草芯中的白絮敷在傷口，可收到立即止血的神奇功效。

陽明紙與陽明傘的傳承

據《和平縣志》記載，該縣土紙生產始于宋、元時期。據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和平縣《楊氏宗譜》記載：楊氏82世德瑾（宋代中期）從程鄉興寧徐田遷至和平彭寨落居，后從彭寨楊木坑遷往紙背坑定居（今優勝鎮秀溪村，半個村為楊姓），85世法能精造紙術（據說曾在福建廣德楊灘造過紙）。由此看來，和平造紙業最遲應在宋代中期已傳入，因頗負盛名，該地又名“紙背坑”。

明中后期，王守仁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奏請建縣，推崇陽明文化，興教辦學，發展手工業，和平縣的社會經濟自此走上了平穩發展軌道。浰源、大壩及龍川縣的小參、貝嶺等地村民，紛紛重新操起了先輩流傳下來的手工藝，在山里建起大小不一的造紙坊，生產各種土紙。和平縣令幫助山民引進外地先進的造紙技術，生產出一種比原來土紙更薄、更細、韌性更好的紙。為紀念王陽明，該縣將造出的草紙稱為“陽明紙”。（楊廷強《和平陽明紙的由來及興衰》）但到民國時期，陽明紙被寫作“洋明紙”，其質幼滑，比東莊紙更薄更白，專供寫字及薄料之用。

和平紙傘手藝約于清末民初傳入，就其產品數量、質量及銷售范圍等而言，在當時多種手工業中首屈一指。和平人還將這種紙作為制傘原料之一，制造出紙傘，名曰“陽明傘”。經過多次改良，民國前后，陽明紙暢銷東江兩岸、香港、廣州、南洋等地，山民的收入也因此增加了。興起于20世紀40年代。和平工業生產合作社成立后，著力發展各種手工業生產，紙傘業便是其中重要一項。

至清代、民國時期，和平造紙業更加盛行，是山地村民傳統工業主要作坊，是村民的第二產業，其系列產品——松香紙、東莊紙、玉扣紙、吊篙紙、油紙以及油紙制品陽明紙傘、陽明紙扇等，都曾銷往省內大部分地區并出口東南亞各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由于機器造紙污染環境，國企九連紙廠、林寨紙廠關閉，全縣大部分傳統紙作坊也因市場需求而衰微蕭條。（楊廷強《和平陽明紙的由來及興衰》）

在和平縣，隨處可以看到人們為紀念王陽明而以“陽明”命名的學校、建筑，如陽明中學，陽明一小、二小、三小，陽明大橋等等。

池仲容的獵戶身世

據《和平縣志》（1999年）、《和平文史》（第十六輯）以及上世紀70年代的相關文章等記載，池仲容是和平縣浰源鎮人，父親池文龍，母親洪氏，大弟池仲安，小弟池仲寧。池仲容少時經常隨父入山獵射，練就一身本領，力縛猛虎，捷如猿猴。但家無寸土，靠租種地主土地為生。全家起早摸黑，還要挨饑受凍。

池仲容走上“起義”之路，是因被逼無奈。明弘治年間，浰源一帶連年災荒，地主富豪催租逼債，天災人禍，逼得農民走投無路。池父因欠租欠債被地主強行抓走，不久縣衙門派兩名官吏，帶領一幫差役，又往浰頭征糧征稅，破門入戶，橫征暴斂，并將暴力奪取的糧物，強迫一批農民運送。池仲容挺身而出，帶領數十民眾，半路截擊，殺死兩名官吏，奪回糧物分給窮苦農民。

事后，池仲容深知官府不甘罷休，便趁此時機，倡導起事，獲得熱烈響應。于是他提出“劫富濟貧”口號，以紅色蜈蚣為旗幟，絨布扎頭為標志，高舉義旗，各地農民紛紛投奔，很快就組織起一支千人的隊伍。后來，隊伍便擴增至萬人。該軍以浰頭為大本營，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池仲容自稱“金龍霸王”，并封池仲安、池仲寧、李鑒、高允賢、高飛甲、黃尚琦為元帥，下設40個都督、總兵各帶數百精兵，據守浰頭38寨。

傳說在廣泛發動群眾的過程中，池仲容起義軍還到處大反神權，搗毀神廟、神像。在池軍影響下，不少窮苦農民沖破“天命”“鬼神”的束縛，紛紛參加起事隊伍，用戰斗來尋求出路。

池仲容留下來的“千擔壩”與“玉米窩”

池氏建立政權后，在其控制區里，沒收豪富財產，破倉分糧，分田分地。池仲容起義軍有嚴密的軍事組織，又與贛南、左溪、橫崗三大寨，以及漳州大帽山起事組織結成聯盟，并和樂昌軍遙相呼應。他們經常互相配合攻打鄰近諸縣，活躍在粵、閩、贛地區，成為三省交界一支強大的軍隊。明正德年間，池仲容部先后攻打過龍川、翁源、始興、會昌等縣城，曾活捉河源主簿、龍南縣官，擄南安府經歷，戮信豐所千戶，圍攻信豐城。明王朝曾兩次調動二三萬官兵“圍剿”池仲容。

浰頭軍隊則利用崇嶺峭壁，憑據險要地勢與官兵搏斗，并“屯兵耕活”，養精蓄銳。在山寨周圍開荒種地、煉鐵鑄器，保證給養。據稱，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當年池部據守過的山寨，年代久遠的梯田遺址仍清晰可見。那時和平縣還廣泛流傳著的“玉米窩”和“千擔壩”的傳說，正是當時景況的生動反映。“玉米窩”是浰源公社山下大隊的一個大山窩。相傳當年分得土地的農民在這里種玉米，長得很好，一苞玉米就足夠一個人吃飽一頓。“玉米窩”就是這樣得名的。“千擔壩”在現在浰源公社的曲潭村附近，處于連接粵贛邊境南嶺余脈的九連山腹地的大望嶂（海拔1221米）。是一個四十多華里的袋形峽谷，現在殘存著當年開荒種地的梯田遺址。相傳當年池部在這里安營扎寨，開荒種地，煉鐵鑄鍋，經常都有成千擔的產品從這里挑出。所以，直到今天，人們還把這個地方稱為“千擔壩”，現在該處只剩殘垣斷壁。大望嶂山下有一棟二進五間，占地2000平方米的池屋隴，相傳即池仲容軍大本營。附近有一塊大石，上面有刻字“池仲容舊居及大本營遺址”。

對池仲容軍事組織的看法，隨著時代的變遷，相應的史觀也有所變化。上世紀70年代，中共和平縣委、和平縣浰源公社黨委等組成聯合調查組，調查組“先后在和平縣的浰源公社、上陵公社、熱水公社和連平縣的九連公社以及江西省的定南、龍南兩縣的有關公社進行調查，共召開了128次座談會和調查會，走訪了916人次，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并把這些調查材料和有關的文字材料互相印證”，最后得出結論為“池仲容是農民革命的英雄，他領導農民造地主階級的反”。

■本報記者 凌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