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慧怡

詩人是詩歌的創造者嗎？

乍一聽像是這么回事，甚至按照我們對詩歌的理解來看，也該如此。叔本華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將抒情詩描寫成一種妙手偶得的產物，后來尼采將其總結為“抒情詩被描寫成一種不完善的、似乎偶爾得之、很少達到目的的藝術，甚至是一種半藝術”，使得詩歌本身成為一種即興藝術，似乎詩歌的誕生完全源于詩人本身：若詩人有妙手回春之術，詩歌自然手到擒來；反之，則無法為詩。

然而，作為詩人的坎離卻從來不承認這一點，這從《河源文學新狀態》第25期他的組詩中不難看出。因為按照他的角度看來，若將詩歌完全看作主觀的事物，至少今天我們可以說，美學早已不承認這一點。今天我們對美學的共識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主觀藝術與客觀藝術不是對立的存在。一種對詩性的純粹靜觀和愿望也只能創造出“半藝術”來。

據此，坎離進一步引用尼采在《悲劇的誕生》的觀點，完全否定了叔本華的觀點。他認為，“愿望著的和追求著一己目的的個人，只能看作藝術的敵人，不能看作藝術的泉源”。這是說，一個詩人如果止步于個人感受，對個人感受和愿望作純粹的靜觀，認為詩歌服務于自身意志與感受，那么他將永遠無法成為詩歌藝術的創造者，遑論主體。因為第一，他筆下的詩歌是否還得稱之為詩歌值得懷疑；第二，他已完全將自己與詩歌割裂開來，將詩歌和自己的生活劃分為兩樣截然不同的事物。

但同時，詩人的主體性在尼采這兒并沒有完全地滅失，“在下述意義上藝術家是主體：他已經擺脫他個人的意志，好像變成了中介，通過這中介，一個真正的主體慶祝自己在外觀上獲得解脫”。這是說，詩人與詩歌的關系不過是一種從屬關系，詩歌與藝術世界的關系才是主要關系。由于詩歌無法直接與藝術世界在外觀上取得聯系，而只能隔海相望，故需要詩人這一橋梁，將其二者在實踐中相連。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詩人，二者的關系就不復存在。事實上，不論詩意表達與否，二者的關系都是客觀實在，只是僅有實質的，不具備外觀。尼采這是在強調，詩人從來不是詩歌藝術的創造者——真正的創造者恰是藝術本身。

我們總說，“藝術源于生活”。那么如此說來，我們的尋根之旅也終于到了目的地：詩歌藝術的真正創造者乃是生活本身。而這，便是坎離所理解的詩歌創作。

在這種關系下，詩人在追問自身的生存意義時，必然要追問：我們該如何生存？或者，我們可以像哲學家陳嘉映那樣提出一個關鍵問題：作為詩人，何為良好生活？在《悲劇的誕生》里，尼采給出了極具解構力的回答：“我們不妨這樣來看自己：對于藝術世界的真正創造者來說，我們已是圖畫和藝術投影，我們的最高尊嚴就在作為藝術作品的價值之中——因為只有作為審美現象，生存和世界才是永遠有充分理由的。”因此，作為個人，雖然本質上我們沒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但從為詩者的角度來說，如能認識到，我們是藝術作品中的一部分，審美現象的一部分，我們就能意識到，我們的存在是有充分理由的。一句話，我們是作為藝術本身的存在而富有生存意義的。

言論至此，我們可以解答另一個問題：詩人作為藝術家，究竟是不是一種風雅的存在？對此，坎離一直持懷疑態度。他說，身邊不少詩人對于風雅之事作如是觀：不但是本性的體現，更將其視作寫詩的動力，至少，風雅之事對詩歌藝術是起到推動作用的。且不論其中有多少先驗和自欺的成分，僅從詩人的定位上說，詩人不管是不是藝術家（坎離一向認為，詩人可以是諸子百家，也可以是純粹的藝術家），對于詩歌而言，詩人首先是一個勞動者。勞動的目的是什么，不該站在詩人主體地位的考量上問，而應問：我們能為詩歌做些什么？進而問：我們將成為詩歌的什么？因此，為追尋真正的詩歌藝術，我們不能期待在美酒中將詩歌寫得美潤，不能幻想在茶藝中將詩歌造得甘甜——在風雅中，我們不可能做好詩歌藝術。

坎離從來不是一個嗜好風雅的人。盡管他的詩歌里不乏極具個人化的表達，例如在《臨界之塔》中描述了這樣一個因下午過于刺眼的太陽光而懷疑生活、懷疑自己最后卻以“沒怎么回事/就這么回事”與之和解的狀態，詩人的表達看似達觀，實是無可奈何，因為“日神依然故我，時常/夢境般昭然若揭”，更因為“出心是幽靈/醒來就要忍受饑餓”，你看，詩人雖是從自身感受出發，最后卻仍舊回到一種對社會群體的觀照中。

詩人本身就如同一座“臨界之塔”，用溫暖而澄澈的燈光照向不同群體中具體的人。在《青面佛》中詩人對于在大理、昆明對旅拍車輛里嬌艷欲滴的女人的未來發出了追問：“她們是否平安，是否添了新歲/是否有一碗茶端到她們手中/面頰前，溫言諄諄。”在《斗士》中詩人用情懇摯地表達了對農民工的崇敬：“一定是工人走下地面時/走下了神壇/從而走向明天。”在《羊皮書》中詩人運用草原和牛奶等意象表達出對牧人的歌頌：“我大口生啜新鮮牛奶/憬悟出奶牛有力/也感佩牧人之孔武。”

詩人的視角并不局限于標簽化的“職業”，而更多地向人群出發，比如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在《爐市》中，人群之擁擠、天氣之陰濕，共同構筑了城市中的人“潮濕”的感受，空氣中滿是“鮮花枯萎后/尚未被分解的味道”，而“我們像城市里的胡楊/一半沉默，一半張牙舞爪/一半仍活著，一半已死去”，更是將每一個“市民”那些細微而朦朧的感受推向皓月當空，發人深省。

在《盧克索第五夜》中，坎離用短句將埃及的食物與本地風情并蓄而行，勾勒出埃及的文學現場，最后作結“晝言夜說的人啊/駱駝上的人是不聲張的”意蘊悠長，全詩結構精巧，像風味獨具的香料，鮮香而又有些嗆鼻，讀來頗為有趣；這一特性在《旅行之玉》《制造夢幻》中亦有體現，在此不再贅述。

“詩關別材”，詩是命定的藝術。世界與生命之廣闊，人當然不必然寫詩，但身為詩人的坎離始終有種使命感。他時常說，詩人不得不受命，否則他就不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