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性的文學作品中，細節是最小單元，但它的意義非同小可，甚至是決定一部作品成敗的重要元素。如作家陳忠實所言：“細節在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中，對于人物刻畫是至關重要的關鍵環節。一個個性化細節對人物心理隱秘的揭示，勝過千言的平面介紹。不僅如此，好的細節的藝術效應甚至是多層面的。”我們可以補充說，這樣多層面的藝術效應，不單單是敘事狀物、描摹人物，還在抒情色彩與藝術象征、思想蘊涵與想象飛升等方面發揮獨特的作用。

細節塑造人物、推動故事、烘托情感、營造象征

1958年，茅盾在集中閱讀了一批短篇小說新作后，寫出一篇評論文章《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他激賞茹志鵑的《百合花》，對這篇小說的細節描寫贊不絕口，認為茹志鵑在展開故事和塑造人物兩個方面結合得很好，“而且盡量讓讀者通過故事發展的細節描寫獲得人物的印象；這些細節描寫，安排得這樣的自然和巧妙，初看時不一定感覺到它的分量，可是后來它就嵌在我們腦子里，成為人物形象的有機部分，不但描出了人物的風貌，也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

《百合花》中青年戰士的槍筒里插著兩根樹枝和一朵野菊花，顯露出他不曾被戰爭扭曲的愛美之心。青年戰士和新媳婦為一床灑滿潔白的百合花的棗紅色被子發生糾葛，是兩位不善于和異性打交道的青年男女間的有趣沖突。他的軍裝肩膀處有個破洞，匆促而靦腆的他等不及補好軍裝就急忙離去。他犧牲后，新媳婦為他一絲不茍補好軍裝的細節，則表達了特定情境下的人民之愛、女性之情。這些細節，既是故事中的波瀾，也是人物性格與心靈的展現，同時又富有抒情色彩。如茅盾所言，這篇小說沒有閑筆，每個細節都派上用場，同時又富有濃郁的抒情性。作品結尾處，“那條棗紅底色上灑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這象征純潔與感情的花，蓋上了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臉”。在早先，這灑滿白色百合花的婚被，曾經是新媳婦對婚后生活的美好寄托，此時此刻，它的象征意味卻轉換為她對已犧牲青年戰士的崇敬與愛戴了。

孫犁也是惜墨如金、善用細節的高手。他的小說往往沒有貫穿性的矛盾沖突和起承轉合的情節脈絡，不是按照故事情節的邏輯去揭示它的來龍去脈和發展結局，而是抓住幾個富有表現力的場景，幾個展示人物心靈、推動故事演進的動人細節，按照情感的邏輯，去渲染和強化，直至抒發得盡情盡意為止。

孫犁在創作談中寫道：“要看一個事物的最重要的部分，最特殊的部分，和整個故事內容、故事發展最有關的部分，強調它，突出它，更多地提出它，用重筆調寫它，使它鮮明起來，凸顯出來，發射光亮，照人眼目。這樣就能達到質樸、單純和完整的統一，這即便寫的只是生活中的一個小小環節，但是讀者也可以通過這樣一個鮮亮的環節，抓住整條環鏈，看到全面的生活。”在他的筆下，那種經過反復渲染而得到凸顯的“鮮亮的環節”，是作為貫通作品脈絡的真氣而無處不在的。

王安憶的《流逝》中，對于排隊購物，有一段通透而“不隔”的細節描寫，讓人過目不忘。《流逝》寫上海大資本家的少奶奶歐陽端麗，大學畢業后嫁入豪門，養尊處優，安享富貴，無須為生計奔波，不必為買菜做飯犯愁。后來，身為三個孩子母親的她墜入人生困境，依靠生命的韌性學會自食其力，穿越艱難歲月，若有所得，若有所思。作品質樸雋永而韻味無窮，頗有莫泊桑《項鏈》中瑪蒂爾德夫人落難重生的情味。

歐陽端麗在人生的改變中，有個排長隊買魚的細節。排隊人多，為了防止有人違規插隊，損害別人的利益，有人給大家編號、寫號、驗號，以維持秩序。這樣的司空見慣之事，被王安憶寫得頗有幾分驚心動魄。歐陽端麗為保障家中孩子們的營養，半夜起來到食品商店門口排大隊，買上市數量有限的帶魚。維護排隊秩序的人粗暴地用粉筆把號碼寫在人們的衣服上，歐陽端麗感覺有點不舒服，她小心翼翼地翻起衣角，要人家把編號給她寫到衣服內里。孰料因為粉筆字寫在夾襖的羽紗里子上，和她內面的衣服擦擦碰碰，形跡模糊，竟至無法辨識，無法確證她的排隊者身份，她差點兒被清除出隊列，幸好有人站出來替她做證明，她才得以買到兩斤魚。習慣于大戶人家生活的歐陽端麗，也加入普通市民的柴米油鹽、市井生活中。時代氛圍、現實處境、個人心性，匯聚在這個生活氣息飽滿的細節之中。

細節有時旁逸斜出，

給作品帶來意外的神采

在許多時候，細節的力量還在于溢出作家的本來意圖，給作品帶來意外的神采。王蒙是一位貫穿中國當代文學70余年歷程的作家，始終對現實生活充滿熱情的關注與追尋。他的筆下有著一個知識分子面對青春、理想、歷史與精神世界的深刻思索。這些宏大的命題，又都滲透在一個個鮮活動人的生活細節中。而且，這些生活細節，并不必然地服從于作品的宏大命題，卻有些旁枝逸出，豐富了作品的蘊涵，形成王蒙所獨有的“雜色填充主色”的敘事特征。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林震和趙慧文一起欣賞收音機里播出的柴可夫斯基樂曲《意大利隨想曲》的細節，讓人感到溫馨、明麗，感到兩位青年男女在特定情境下的知音認同。林震從樂曲中體會到，“一種夢幻的柔美的旋律從遠處飄來，慢慢變得熱情激蕩。提琴奏出的詩一樣的主題，立即揪住了林震的心。他托著腮，屏住了氣。他的青春，他的追求，他的碰壁，似乎都能與這樂曲相通”。趙慧文也把自己的人生印記融入這支曲子，“我在文工團的時候常聽它，慢慢覺得，這調子不是別人演奏出的，而是從我心里鉆出來的”。林震與趙慧文，以充滿朝氣和理想的目光審視現實生活，兩人的接近有著抱團取暖的相濡以沫，他們共同的音樂欣賞品位更加貼近靈魂深處，微妙、夢幻又令人神往。

“細節充實思想”的情形，也出現在作家徐懷中的《牽風記》中。近些年的文學創作，有一個重要的趨向，就是對作品思想深度與思考力度的強化，如李洱的《應物兄》、艾偉的《鏡中》等。這也給如何處理形象與思想、細節與性靈的關系提出新的挑戰。徐懷中《牽風記》的主人公汪可逾在很大程度上是巴赫金所言的“思想形象”，她同時承擔了作品所要求的雙重使命，以劉鄧大軍麾下一位女戰士的身份，親歷千里挺進大別山艱辛悲壯的戰爭烽煙，展現人民解放軍的英雄風采，同時以獨具慧根的恬靜純然，展現返璞歸真的傳統思想。正如徐懷中所言：“我覺得人類的前景就在于返回，回到原點，回到人類最初的時候，雖只有最簡單的物質條件，但是有很純潔的內心。”

汪可逾在作品中出場伊始，就有一種空靈超逸的感覺。她以過路女學生的身份，響應戰士們要求觀看有女性角色的文藝演出的喧嘩呼聲，挺身而出為根據地軍民演奏古琴，她在舞臺上一亮相，就神韻非凡，讓旅參謀長齊競大為驚訝：古琴有散音、泛音、按音，汪可逾卻偏愛空弦音，在樂曲開始前和結尾處都多加一個空弦音。老子講以空而納萬物、包容所有、道法自然，古琴亦然。汪可逾在其短暫的生命中，與一把宋代古琴相伴相行，為了這把古琴的完好，她放棄了奔赴延安的寶貴機會，又在生命終了之前，用無弦之琴演奏《秋夜讀易》《漁樵問答》等古琴名曲，以此凸顯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至境。

但她并不絕對地超然物外，不食人間煙火，而是一個有著生活熱情和愛情向往的女性。心高氣傲的齊競追問她在遭遇敵人后是否受辱，她在最后一次離別時怒斥道：“齊競！我從內心看不起你！”這是一個純潔靈魂的出離憤怒，也是她在作品中唯一一次動怒。她可以承受那么多的飛短流長，但不能容忍這位心上人的狐疑。這成為汪可逾性格另一側面的閃光瞬間。空，不是空白，而是空靈高遠；無，不是虛無，而是有無相生。玄思由此賦形，靈想得以附身。借助一個個有生命力和張力的細節，汪可逾成為靈魂飛舉又血肉豐滿的女戰士形象。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張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