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雪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從那時起，黨的歷屆三中全會，針對當時形勢下經濟社會面臨的關鍵問題，推出一個個事關全局的重大決策，“三中全會”也由此成為重大改革的代名詞。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進行了系統部署，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其中，聚焦縮小城鄉差別，提出要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城鄉發展不平衡，是河源現代化建設最大短板，也是最大潛力板。市委八屆八次全會強調，要加快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增強河源推進“百千萬工程”新動能。

一、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要求“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我國城鄉融合發展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迎來新機遇。

相比十余年前，中國城鄉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明顯改善。但目前城鄉差距仍然較大，農業農村現代化仍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短板。與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城鎮化相比，農業農村發展步伐還跟不上，城鄉要素交換還不平等，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必須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在更高水平、更深層次上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不斷縮小城鄉差距，最終實現城鄉共同繁榮發展。

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關鍵在融合。市、縣、鎮、村之間的產業應該有梯度分布，共同構成現代產業體系，除了功能的融合、產業的融合，還要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一體化規劃，是全面的融合。我們要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找準切入點，從農民“急難愁盼”中找準突破口，奔著現實問題去、盯著突出問題改，持續解決好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問題。

二、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要暢通人才雙向流動渠道

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暢通人才雙向流動渠道是基礎。一方面，要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意味著在哪里常住就在哪里落戶，享受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務。此次改革更加凸顯人的城鎮化，是推動“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戶籍制度改革的一項重大突破。可以把縣城和中心鎮作為新型城鎮化的重要載體，因為農民轉移進城最容易轉移的地方不是廣州、深圳，而是當地縣城和中心鎮。要結合河源各縣區和中心鎮的資源稟賦優勢，因地制宜選準適合當地發展的主導產業，推動縣域經濟發展，壯大縣域富民產業，提高對農業轉移人口的吸納集聚能力。另一方面，要積極推動人才入鄉。為投身鄉村的各類人才提供財政、金融、社會保障等支持政策，讓他們在鄉村也可以擁有便捷、現代化的生活工作條件，緩解鄉村的“人才之渴”。

三、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要聚焦鄉村產業振興

推動城鄉融合發展，促進鄉村產業振興是關鍵。推動鄉村產業振興，既要遵循現代農業發展規律鼓勵適度規模經營，又要考慮到鄉村實際情況兼顧扶持小農戶，要實現以人為本的共享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是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由之路，因為采用先進技術、購買先進設備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生產規模越大平攤成本越低越劃算，有利于農業增效、農民增收。但是，農村還有大量小農戶，河源又是丘陵地區，地塊零散，有些地方難以實現集中連片規模經營。所以要兼顧適度規模經營和扶持小農戶。可以加強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幫助小農戶解決一家一戶干不了、干不好、干起來不劃算的事，把小農戶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比如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專業化農業服務組織、服務型農民合作社、供銷合作社等具有一定能力和提供有效穩定服務的主體，為從事重要農產品生產的農戶，提供以生產托管和保姆式服務為主的社會化服務，特別是市場信息、產銷對接、農作物病蟲害防治、動物疫病防控、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等小農戶較為薄弱的環節。

四、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土地制度改革是重要保障。要尊重市場規律，賦予鄉村資源與城市資源同等權益，尤其是要健全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管理，建立同權同價、流轉順暢、收益共享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并確保農村土地增值收益更多地用于農村發展，在城鄉融合發展中建立更加合理的收益分配機制，城市與鄉村才能持續互動，共生共榮。例如，允許農戶合法擁有的住房通過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同時，要毫不動搖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節約集約用地制度，優化土地利用結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嚴格保護耕地，堅決守住耕地紅線。

（作者單位：中共河源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