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墓出土的珍貴文物 資料圖

■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樂器及其他珍貴文物 資料圖

■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舞人 資料圖

■本報記者 凌麗

核心提示

趙佗和他創造的歷史已然走遠，但他為嶺南2000多年來的不斷發展夯實了基礎，他開放、包容，具有的大局意識、創新精神和務實風格等精神財富，已融入廣東人的血脈，成為嶺南文化的基因，傳承千年。

趙佗重商，形塑嶺南文化

廣東人重商，其源已久。

南越國疆域與秦時嶺南三郡范圍相差無幾，含今廣東、廣西全省和福建、湖南、貴州及越南部分地區；南瀕南海，東西萬余里。

廣州，漢稱番禺。《史記·貨殖列傳》曰：“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果布之湊”，《漢書·地理志》亦載“（粵地）處近海，多犀、象、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

秦漢時期被稱作“都會”的地方很少，任囂、趙佗進軍嶺南之前，此地未必有城，但卻是一個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的人煙稠密之地。濱海的番禺，是一個既能聯系海外又能溝通內陸、具有海洋經濟特色的商業都會。

5支非洲象牙、來自東南亞的銅熏爐和乳香……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里，還陳列著一件銀盒，其造型、紋飾和制造工藝具有西亞金銀器的特點。考古專家認為，這是嶺南地區發現的最早的一批舶來品，是2000多年前廣州作為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重要物證。

從漢武帝時期南海交通狀況的文獻記載，以及南越國時期墓葬出土的有關海外實物資料的原產地來看，南越國時期已開辟了南海交通航線，其發達的造船業則是實現海外交通的牢固基礎。

南越王墓出土器物中，除了有大量反映中原文化的器物外，還有反映其他多種區域文化的器物。如吳越文化的銅鑒，反映巴蜀文化的16件銅鍪，反映楚文化的墓室壁畫、銅鼎、銅鏡等，甚至還有來自蒙古高原的匈奴游牧文化器物，如動物紋銅牌飾、羊頭紋杏形金葉等。陳偉漢等考古專家分析，南越王墓的出土器物充分體現了中原文化、越族文化和海外文化在此地的交流與融合。

從《史記》《漢書》等有關記載看，南越國在與中原交易時，最為迫切需要的應是開發嶺南所必需的“金鐵田器馬牛羊”等，而南越國向漢朝輸出的主要是一些土特產。

南越國貿易活躍，與南越經濟難以自給自足關系很大。但南越國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穿過靈渠可達長江水系；溯源而行則抵云南、貴州、四川等地。長沙國和南越國邊界犬牙交錯，其所轄的湘、贛等地，也是南越和中原進行貿易的地區。西江、北江、東江諸水構成的珠江水系貫穿兩廣入南海，番禺為海河樞紐地，一些中原產品由此流向海外。從番禺出發，通過今天越南沿海和馬六甲海峽，以印度半島為中轉站，向西一直能夠到達地中海一帶的羅馬帝國。

趙佗治下的南越國與海內外密切的經貿交流，深刻影響并形塑了嶺南文化。廣東著名作家劉斯奮認為，以中原移民為主體的嶺南人精神氣質決定著嶺南文化的個性，主要表現為務實、進取、包容，并有競爭力、創造力、親和力等。嶺南文化有三個源頭：一是當地土著居民創造的原生態文化，二是中原文化的決定性影響，第三個源頭是來自西洋、南洋，甚至包括非洲、美洲等地的異域文化影響。這是決定嶺南文化鮮明個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非常獨特，為其他地域文化所少有；而嶺南文化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進程的特殊貢獻，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此。

貿易受限，佗王怒稱帝

趙佗發展南越國的農業和經濟的決心有多大？非常大。他甚至因為漢朝不給母牛、母羊和鐵器，不惜重新稱帝，與漢朝廷翻臉。

漢高祖死后，呂后執政，實行“毋予蠻夷外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的措施，采納有關部門的建議，禁止金鐵田器、馬牛羊輸越，即使給了，也不給雌畜，想以此限制南越的經濟發展。趙佗很惱火，幾次交涉都未能解決，于是在呂后五年（公元前183年）時，自稱南越武帝，又用武力脅迫等手段，使閩越、西甌、駱等族也都歸附了南越。

鐵器和母馬母牛母羊，對趙佗，對南越國有怎樣的意義？

著名考古專家麥英豪介紹說，現在看《史記·南越傳》，一個是牲口，一個是銅鐵器、鐵農具，都是發展畜牧業、農業最需要的兩樣東西，恰恰呂后就卡住不讓進來。

南越經濟社會遠比中原落后，趙佗非常重視與周圍鄰國以及漢朝的關系和商業貿易，他利用秦平南越時開辟的新道，設置關市，從中引進南越所無的商品、先進技術和先進文化，同時，南越的特產亦通過關市往中原銷售，禁了關市，相當于對南越國進行經濟封鎖。

鐵器從中原引入，使南越國的農業和手工業得到了突破性的發展。一旦鐵器無法進入，南越國的經濟必定大受損害。據《山海經》和《漢書·地理志》記載，直到南越國滅之后，全國共設鐵官40余處，但嶺南九郡卻沒有一個鐵官設置。這說明，直到漢武帝時期，嶺南都沒有建立較具規模的冶鐵業。

不讓雌性的馬牛羊進入南越國，那么，馬牛羊在南越就不能繁殖，對南越國的交通、農耕和飲食供應，都是巨大的打擊，更別提這些影響帶來的連鎖反應。

因為這事，已經當了爺爺的趙佗，氣得整宿睡不著覺，也吃不下飯，他喜愛的音樂、舞蹈，也不想再聽、再看了。他派了3名使者前往漢廷請求撤銷封鎖，但呂后不答應，還將這3人扣押不放。

怒火中燒的趙佗宣布脫離漢朝，自稱“南越武帝”，斷絕與中原地區的來往，出兵攻打長沙國。直到漢文帝時期，南越國才與中原地區恢復了關市貿易。

“南越文章，以尉佗為始”

廣東之文始尉佗。 在文化上，趙佗“以詩禮化其民”。首先是漢文字的使用，“廣東之文始尉佗”，出土文物發現不少漢字；廣泛推行中原度量衡制；仿效中原禮儀與葬制；實行尊老政策；仿漢實行紀年。百越民族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趙佗時期越舞和漢式舞并存。編鐘、銅樂器和各式飾畫、壁畫等藝術形式也在這一時期于嶺南得以傳播。

而在此前，從現有的考古資料來看，嶺南地區并未發現有成熟的文字。嶺南沒有發現“鳥篆”文字，陶器上的刻畫符號不屬于文字。余天熾、張榮芳等專家認為，南越族沒有自己的文字。

趙佗到龍川后，即開始興教辦學、推廣漢字，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流風所及，澤披久遠。

史家對趙佗的文治有著中肯的評價。“趙佗王南越國，稍以詩禮化其民”“以詩書化國俗，以仁義團結人心”，使嶺南“華風日興”“學校漸泓”。故后人評價“南越文章，以尉佗為始。”（屈大均）

趙佗本身也具有較好的文化修養，他上書給漢文帝的信，雖有代筆之嫌，但“辭甚醇雅”，被收錄在清人屈大均所編纂的《廣東文選》里，屈大均說：“予譔《廣東文選》以佗始，佗孫胡次之，重其文，亦重其智也。”

經過了趙佗近70年的苦心經營，從原始社會跨進封建時代的嶺南地區出現了一片前所未有的繁華景象。此后其子孫在位的20多年，也是傳承趙佗遺志進行經營，源遠流長的嶺南文化，正在形成。

“最準確反映那個時候的政治、文化、經濟發展的面貌，憑空說話是沒有用的，有實物出來就很能說明問題。”麥英豪在談及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宮署御苑遺址出土時說。

20世紀70年代以來，廣州連續發現了多處南越國遺跡，其中最重要的是南越王趙胡（《史記》《漢書》記載為“趙胡”，此墓出土璽印為趙眜，專家認為胡、眜并非同一人）墓。他的墓室在距離象崗山頂20米的腹心處，歷經2000多年未被盜擾，是嶺南地區發現的墓主身份最高、規模最大、隨葬品最豐富的一座西漢石室彩繪墓。除1983年發現的南越王趙胡墓外，還有南越王宮署御苑大型石構水池及其曲流石渠等石構建筑遺存，這不但是中國考古的重大發現，也被認為是廣州乃至整個嶺南地區文脈的發端。

在西漢南越王博物館陳列室里，有一堆2000多年前的墨丸。這些墨丸，證實了在南越國文字、美術被廣泛使用。

專家介紹，南越王墓出土文字資料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印璽、封泥、陶器戳印文字，共出土23枚印章，其中10枚有文字；另一類是銅器、銀器上的銘刻和陶器上的墨書等。

對外開放的南越宮署遺址內，有多口南越井。2006年考古發現，在其中一口井內清理出100多枚南越國木簡，簡文字體多為隸書，也有篆書。這些精美的木簡所書文字，除透露了大量歷史信息外，還具有相當高的美學價值。

考古專家撰文指出，在王宮御苑的原址上出土木簡，這在國內外極為罕見。這批木簡應是南越國王宮的紀實文書，是“王宮檔案”，它們從多個方面反映出南越國宮廷生活中的各種制度，如簡文中有的“舍人”“左北郎”等官職，就反映了南越國實行了秦漢時期的職官制度，而“陛下”證實了史書中關于南越國割據一方、居國稱帝的記載。

在廣州南越王宮署御苑遺址發掘出的瓦當，上面是中原的漢字，僅“萬歲”二字，就用多種寫法以作裝飾。遺址內石水池出土的一塊石板上寫有“蕃”字，字體為秦隸（秦末出現的有隸書筆意的篆書），“蕃”是番禺的簡稱，東漢時才寫作“番”。

在兩廣地區發現的南越國中下層屬民墓葬中，亦發現有一些陶文及印章。由此可見，經過趙佗的大力推廣，漢字已成為南越國的官方文字，并在南越國中普遍流行。

南越丞相呂嘉作亂時，曾寫了篇文章通行全國來為自己叛漢辯解。從《史記》所引此文看，其語氣、文法完全是用漢文書寫并頒發至全國的，由此亦可見，漢文字在南越國中，上自國王，下至一般平民，都認識并且會用。

漢字的廣泛使用，使嶺南地區向文明社會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像一座連接漢越民族文化溝通的橋梁，加速漢越民族融合的過程，使南越地區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對嶺南文化的發祥、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漢文字通行后不久的西漢末東漢初，嶺南蒼梧郡出現了經學大師陳欽、陳元父子。自隋煬帝大業年間始置進士科目以來，唐朝長慶四年（公元824年），韋昌明成為龍川第一個進士，在唐僖宗時官至御史翰林學士，以治學嚴謹著稱。嘉慶《龍川縣志》說，據諸史統計，唐代以降，龍川共有進士28人，舉人112人。

南越“華風日盛”，孕育嶺南文化之花

南越國奉行“興于詩” “立于禮”“成于樂”的治國理念，使嶺南“華風日盛”。

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出土了許多樂器，其中有金類的鈕鐘、甬鐘和鐸等；土類有極富南方特色的扁圓形和魚形響器；銅琴軫和銅瑟枘則為絲類樂器的部件。屬于革類樂器的建鼓，銅提筒上的水戰慶功或海神祭祖圖案表現了民眾的奏樂行為。

越南史學家黎嵩（1454—約1527年）在《越鑒通考總論》中說：“趙武帝乘秦之亂，奄有嶺表，都于番禺……以詩書而化訓國俗，以仁義而固結人心，教民耕種，國富兵強。”

南越王墓中出土文物品類繁多，共1000多件，其中以雕鏤精美的各種玉器和具有漢、楚、越文化特色的青銅器最為珍貴，金銀器、漆器、象牙器、絲織品等的紋飾及壁畫，均顯示了南越國時高超的藝術成就。

其中，承盤高足杯由金、銀、玉、銅、木五種材料制成，線條流暢、造型優美。

南越王墓出土的絲縷玉衣，比世人熟知的河北中山靖王劉勝的金縷玉衣還要早10年左右，由2291塊玉片用絲線穿系和麻布粘貼編成人形。

同時出土的漆木屏風，是我國目前考古發現的最早、最大的漆木屏風，器形碩大，結構奇巧，中間的屏門可以向外開啟，兩側可以展開呈90度。屏風上部裝飾有青銅鎏金朱雀和雙面獸頂飾，上插羽毛；下部有鎏金人操蛇托座，獨具嶺南特色。屏風上繪有紅、黑兩色的卷云紋圖案，絢麗多彩。

這些南越王墓遺物兼有多種風格，據西漢南越文王墓研究課題組分析，有秦文化、巴蜀文化、匈奴文化、吳越文化、齊魯文化、楚文化、南越文化以及海外文化因素。在全國已發現的40多座諸侯王墓中，南越文王墓是唯一一個具有多文化因素的器物并存者。

南越王墓的歷史文物進一步證明，在趙佗祖孫近百年的經營下，嶺南廣泛吸收、兼容中原文化、越族文化、海外文化的基礎上，終使嶺南這片沃土長出一簇文化奇葩——嶺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