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后的龍川學宮一景 本報記者 黃贊福 攝

河源市客家文化公園內的古成之雕像 本報記者 馮曉銘 攝

核心提示

兩宋時期，蘇軾、蘇轍、李綱、吳潛、文天祥等名臣謫宦，先后謫居龍川、河源。這些光彩奪目的“文曲星”，和王汝礪等本土士人一起，成為河源文化教育事業的“燃燈者”。

嶺南“華風日興”

北宋時期，由于戰亂等諸多原因，中原人陸續進入嶺南，使得嶺南“華風日興”。隨著河源文化社會發展，儒學興起、學校增多，這片曾被稱為“蠻貊之地”的粵東北之地，從“故（前）蠻夷地”成了“南中佳郡，今非昔比”的地方。

北宋中后期，從中原遷徙定居河源地區的士人日漸增多。他們也帶來了儒家文化，設學校、變風俗，知書達理的人漸漸地多了起來。原先尚武好斗、率性而為的土著，也接受了各種規范教育。別人提到龍川、循州、河源這些地名時，也不再是一臉茫然或談之色變。宋仁宗時，韶州（今韶關）進士余靖盛贊：“龍川郡者（宋指惠州，河源時屬之），漢之名郡，越之沃野，地近魚鹽之饒，士多江海之樂，故其資奉易足，而慫恿易勸。”此處龍川郡，實指惠州，今龍川、河源屬之。

余靖是嶺南人，贊鄰近州縣或有“誰不說俺家鄉好”之嫌，江蘇高郵人秦觀贊譽道，“龍川雖云遠，風物號清鮮”，其客觀性和可信度就毋庸置疑了。

曾13次堅辭丞相之位的宋代“嶺南儒宗”崔與之，與河源也頗有淵源，其祖父一度定居河源，死后葬于河源義合（今屬東源縣），后崔家遷至增城。他在《與循州宋守書》里贊道：“循為南中佳郡，今非昔比矣。”與南漢、唐或更早時期的龍川比，北宋的龍川已是煥然一新。

龍川邑人在談及宋時龍川時并不溢美，并中肯地評價蘇轍謫居龍川時對當地文化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龍為百粵首邑，自秦漢來，衣冠文物與中州埒。五代以前，書缺有間，至蘇文定始作《志略》（楊廷釗）。”“龍川于唐宋為荒徼，自蘇潁濱謫居于此，士子炙其言論，稍知窮經。”

和唐代一樣，宋朝也有不少名臣謫宦如蘇軾、蘇轍兄弟，李綱、吳潛、文天祥等，被貶謫至龍川、河源兩縣。這些光彩奪目的“文曲星”，為河源地區的文化事業的發展點亮了一盞又一盞明燈。

渡盡劫波學宮在

宋代“慶歷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宋史·職官志》）此后，各地均設縣學，培育人才。

據《惠州府志》記載，宋代惠州共中進士50余人，是惠州歷史上考中進士最多的朝代。按近代行政區域分，其中河源6人（含今東源縣），龍川15人，永安1人，和平1人。（據《歷史的記憶 ——河源市人物與名勝》統計）

唐朝開始，學宮成為全國各地祭祀孔子并同時為國家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地方官學的泛稱，擔負著傳承文化、施行禮樂的教化職能。

在宋代以前，河源就有了學宮，但命運多舛，時因戰火而毀，時因火患而圮。河源多位知縣都曾為學宮費盡思量。學宮經多次遷建、重建，直至清乾隆年間才算最終“定居”下來。在使用了200年左右，河源學宮在20世紀50年代遭拆毀，今已不存。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知縣薛彥博下堂歸來府衙，坐在堂上思忖，此處自秦末趙佗為令，文風漸昌，何以在南渡之前只出了古成之、鄔大昕等四五名進士，南渡后，就沒中過進士，文風不振也。他思來想去，覺得肯定是學宮風水不好，與掌教王惟喆經過幾番合計后決定遷移學宮。

于是，薛彥博等人把學宮遷到“江山在前，高明爽塏”之處。過了六七十年，到了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知縣林魁辰在縣城北一里許隔江印岡嶺下重建學宮。淳祐二年（1242年），知縣夙子興重修學宮。南宋淳祐丁未（1247年），河源就中了兩個進士：林佑仁與何天隱。不久，何天隱在城南二里處的小山上開鑿出逍遙巖，是為河源老八景之一。

夙子興重修的學宮，后來毀于戰亂，學舍亦傾圮。元末，河源屢遭兵燹，學宮未能幸免。清同治版《河源縣志》記載，河源縣登科第甲榜之人才，寥落如晨星，中進士最多的，還是要數宋代，共中進士6人，是歷代最多的。

龍川學宮始建于唐，南宋時一些循州官員都曾修葺過學宮。嘉泰年間（1201年-1204年，是南宋宋寧宗第二個年號），龍川學宮在縣北，嶅山峙其后，龍川江繞其前，風景甚佳，最為興盛。宋代，龍川共中進士20人，不可謂不多。

元初至元十八年（1281年），龍川學宮慘遭兵燹，延祐六年（1319年）重修。明代兩次遷徙學宮，規制悉備，明末又毀于兵燹。清朝順治年間，學宮又被攻城的賊寇毀壞。原學宮還有照壁、泮池、戟門、東廡、西廡，現存大成殿、明倫堂、尊經閣均系清康熙年間重建。1000多年的風雨滄桑，龍川學宮多有變遷。我們現在在龍川佗城看到的學宮，是經過歷朝歷代的修葺后，2006年經龍川縣重新維修后的模樣。

惠州書院三分之一在龍川

書院之名，始于唐而盛于宋。北宋多講學于私家，南宋多講學于書院，故南宋時書院最盛。書院又有官立、私立兩種，龍川的多為私立，規模不大。

宋代廣東共有縣學63所，書院41所，其中較多的是廣州、惠州。據《惠州文化教育源流》不完全統計，宋代有書院14所，惠州范圍包括惠州十屬，歸善（含今惠城區、惠陽區、惠東縣）、博羅、龍川、河源、和平、永安（今紫金）、海豐、陸豐、長寧,以及連平州共九縣一州書院，在龍川的就有5所，占比1/3強。這5所書院分別是鳳臺書院、望高書院、嶅峰書院、三沙書院、東山書院。

鳳臺書院、望高書院皆由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進士王汝礪創立。嶅峰書院由宋時循州守梁克俊建立，在嶅山之南，除有書院功能外，還祭祀循州最早的進士韋昌明和官階最高的北宋工部尚書王汝礪，他們于龍川的士風演變均有很大貢獻。嶅峰書院毀于元代的兵燹，后來重建。

三沙書院在龍川佗城東瑤村東山寺，由南宋名相吳潛在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創建。他以飽學之士的力量，向龍川學人傳播南宋理學及其他學術文章。東山寺始建于隋大業七年（611年），占地面積達500多平方米，據有關資料稱，當時吳潛收有百余學子，為龍川的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具有相當影響力的貢獻。

龍川進士數第一

科舉制度進入宋代，已經很完備，也很公正，皇帝還親自主持殿試。在北宋時期， 今河源地區的進士并不少，按現存清代后期各縣縣志記載，共計27人。河源縣有6人：古成之（端拱元年，988年）、古革（紹圣四年，1097年）、王傳燮（崇寧二年，1103年）、鄔大昕（政和二年，1112年）、林祐仁（淳祐七年，1247）、何天隱（淳祐七年，1247年）。古成之是河源縣第一個進士，也是北宋東江地區第一個進士。龍川在縣宋代有20名進士，今紫金縣轄區內則有黃渙（紹興三十年，1160年）1人中進士。

按道光《廣東通志》載，古成之是河源人，但其“貫”為增城。據古氏族譜，古成之的近祖古蕃（原籍江西）任竇州（今信宜）都監，卸任回鄉時，沿東江北上再折入新豐江，見涼帽山一帶風水甚佳，便將家安在了河源長吉村。古蕃生6子，分居增城、河源立溪、梅州大埔等6地。自唐元和年間的古云應算起，古蕃為第五世，古成之為第八世，古革為第十一世。

因古人常作遷徙，籍貫多變，同治《河源縣志》中，只記載了古成之與古革二人，古成之的兒子古宗悅（仁宗皇祐五年進士）、孫子古鳳儀、重孫子古堇、古鞏（與古革為同胞兄弟，同科進士），均未錄入縣志之中。

古成之文章為“南粵倡”，備受粵人尊崇。南宋淳祐年間，惠州太守趙汝馭創建十二先生祠，古成之與蘇軾、蘇過父子及陳堯佐、陳偁、唐庚等先賢同受祭祀。

古成之向來有“嶺南首第”之稱，但實際上，在他之前，尚有幾個進士，道光《廣東通志》所載入宋后第一個進士乃是譚桓，在北宋第一個年號的建隆元年（960年），即已因上書陳安南急務，特賜進士第。太平興國四年（979年），亦有海陽（今屬潮州）人謝言“草澤應召”，進士及第。

嘉慶《龍川縣志》中，記載了宋代進士20人，這數量在舊時整個惠州地區都是位列第一的。這20個進士是：王汝礪（天圣二年，1024年）、羅孟郊（天圣八年，1030年；今興寧縣人）、曾楷（天圣八年，1030年）、陳世宗（慶歷六年，1046年）、劉致一（慶歷六年，1046年）、羅愷（嘉祐二年，1057年，探花）、徐虛中（紹圣四年，1097年）、鄒杭（紹興十五年，1145年）、陳萃（紹興十五年，1145年）、黎必取（慶元二年，1196年）、蕭興（嘉定元年，1208年）、鄔孝臣（嘉定元年，1208年）、程琳（寶慶二年，1227年）、許迪（紹定五年，1232年）、張洪（紹定五年，1232年）、李蔡（淳祐七年，1247年）、李夢呂（寶祐四年，1256年）、劉叔向（寶祐四年，1256年）、魏珣（咸淳四年，1268年）、唐中立（咸淳七年，1271年）。

其中，有些是一榜二進士，羅愷那一屆更是一榜3個同鄉進士，蔚為盛事。

這些進士的出現，說明在宋朝時期，隨著人口的流入與增加，河源地區已完全融入大中華文明之中，確立了尊孔崇儒的文化道統，積極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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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王汝礪在龍川建兩所書院

宋代惠州（古惠州十屬）有14所書院，龍川5所，占比1/3強，而其中2所——鳳臺書院、望高書院皆由王汝礪創立，是舊時惠州地區較早創設的書院。

唐代，東江地區僅龍川韋昌明一人中進士，王汝礪則是入宋后龍川第一個進士，他是佗城宜民坊人，1024年中進士后，官授潮州刺史，頗有政績，后升工部尚書。

相傳王汝礪青少年時曾在霍山讀書。書籍給人的力量是巨大的，王汝礪深知此理。當時，他看到鄉里眾多孩童、青少年沒有書讀，于是決定創辦書院來使他們讀書明理。具備一定能力后，他于望高山下創建了鳳臺書院，教導家鄉青年學子。傳說南宋抗金名將李綱游循州時，曾在鳳臺書院講學一月有余。

有人推算，鳳臺書院大約創建于北宋天禧年間，而望高書院則創建于北宋天圣二年之后。兩書院均為私人所建，除供主人與朋儕吟詠讀書外，尚有教育親族子弟之用，比之官方所建僅作書齋用的英德涵暉書院（1006年建），“在教育的功能上顯然又進了一步”。（徐志達等《惠州文化教育源流》）

佗城白云巖下普安寺曾是王汝礪讀書處。崇禎十五年，邑庠生徐壯行、沙棟龍重建并供奉文昌，寺東有毫光從地起，二人感到奇怪，便去挖掘，發現了半塊殘碑，上面有詩二首，其一云：“白云深處一巖開，按使巡行得從陪。積歲雖為香火地，幾時曾有旆旌來。天資松翠供吟筆，風送藤王落酒杯。步帳慚無四十里，敢期遲待月明回。”

王汝礪年老致仕返鄉后，于佗城五馬山下創設望高書院，培育英才。他死后葬于佗城五馬山龍津源，面向其舊宅，入祀龍川鄉賢祠。明嘉靖年間，舉人黃縉在其宅基建居，掘得宋代玉珰及古硯，硯上刻有“礪”字。附近鄉民在王尚書墓附近挖土時，得玉帶三片，墓磚有“王尚書”三字，另有斷碑一塊，字跡已模糊。碑、帶，都被葉姓鄉民收藏。

唐代韋昌明、宋初王汝礪，都是對家鄉教育有情懷、有擔當的龍川士人，他們設書院授學，使有志于學者得遇明師，找到進學門道。在他們身體力行地推動下，龍川學風大振，宋代至少“井噴”式中進士第者20人。

■本報記者 凌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