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日，龍川解放，在老隆福建會館成立縣人民政府，成為廣東最早建立縣一級人民政府的縣。（資料圖片）

■2022年8月，重修前的龍川老隆福建會館內景。 黃贊福 攝

■本報記者 凌麗

核心提示

在這場聞名中外的“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生死歷程中，中共黨組織在河源老隆建立安全中轉站。

關于大營救的記述，茅盾在《茅盾自傳》里寫道：“我們在惠陽休息3天，農歷正月初三，在東江游擊隊的安排下擠上一條大木船，沿東江逆流而上，元宵節到達老隆。第二天，我們以‘義僑’身份搭上一輛去曲江的軍用卡車……”

茅盾所述之事發生在1942年。

這一年，陸續有轉移的進步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抵達老隆，多數是從惠州乘船，也有部分是從海豐經五華、興寧輾轉而來。

龍川老隆福建會館，收集了不少被營救轉移的進步文化人士的自傳、文集。其中，關于這次“大營救”的記述中，不少涉及老隆。

這些文化名人，為何來到了老隆？

處境危險的滯留香港文化名人

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澳門相繼淪陷。20日，省政府成立搶運港僑委員會，撥出40萬元救濟費搶運香港難民，其中就包括滯留香港的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800多人，他們的處境極其危險。周恩來指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連貫等要不惜代價組織營救。為使營救工作順利進行，中共中央南方局設法籌集了20萬元營救費。

廖承志、連貫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張文彬、粵南省委書記梁廣、廣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尹林平立即部署營救工作，決定趁侵占香港日軍立足未穩、對香港情況還不甚熟悉及大批難民逃離香港之機，以最快速度幫助滯港人士迅速轉移。

日軍占領香港后，社會秩序一片混亂。日軍急于消除“不安定因素”，想把香港打造成“模范殖民地”，大批疏散人口，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難民扶老攜幼步行返回內地（《國殤 第六部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大撤退秘錄》）。日軍在尚未休刊的報紙和電影院字幕上連續刊登啟事，點名要鄒韜奮、茅盾、梅蘭芳、蔡楚生等人前去日軍軍部報到時，當時他們已在東江縱隊的幫助下，開始了艱難的轉移行動。

那么如何將更多的文化名人安全轉移到廣東北面的大后方？

我黨負責大營救行動的組織事先反復周詳考慮，認為通過西江、北江直接北上湖南衡陽和廣西桂林轉移是最方便快捷的，但均需經過淪陷區，風險極大。最終，經過認真研究，組織上選擇沿東江逆流而上，并將地處東江上游的龍川縣老隆鎮選定為護送中轉站。當時的老隆水陸交通方便，是廣東東北部的交通樞紐，而且具有廣泛的革命基礎。

大營救行動路線具體安排是這樣的：文化人抵達老隆后，設兩條轉移線，一線是老隆—興梅—大埔—閩西南，胡一聲（駐興梅）負責沿途隨行等工作；另一線是老隆—曲江（韶關）——衡陽—桂林（后往重慶），由喬冠華（駐韶關）運籌安排，兩條線均由連貫（駐老隆）負總責。

水陸交通要沖 重要戰略城鎮

老隆地處交通要沖，是東江航道的終點，往西可到韶關，經湖南省轉往廣西、四川；往東可經興寧、梅縣、大埔轉往皖南、蘇北。因此，眾多自香港退到抗戰大后方的難民，要經過老隆。

抗戰時期，老隆成為東江抗日大后方，粵東水陸交通樞紐地位凸顯，商業繁盛，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為防止遭人破壞，老隆鎮內軍警密布，關卡林立，特務常出沒于茶樓、酒肆、旅館之間，并設立“港九難僑登記處”，一面審查從港九回來人員，一面增添人員加強水陸關卡檢查。

自1940年上半年開始，歸國外僑陸續增多。其間，東江護僑事務所成立東江華僑合作社。該社成立后，各出入旅客均得免費住宿，且便于管理保護各華僑（《大公報》）。同年7月，省振會成立港澳僑胞歸粵各護送站，有鯊魚涌、淡水、河源、惠州、龍川等處，各站成立輸送隊、醫療隊，在沿線為歸僑服務。

老隆距龍川縣城（佗城）僅10公里，是東江上下游物資集散地。圩鎮上約有200家商店，雖然時有警報，但戰火還未蔓延過來，抗戰氣氛不濃，街頭的抗戰標語也很少。鎮上有個抗戰后援會，是國民黨官辦機關，僅是掛著招牌向商店募捐的機構。

較早建立黨組織 擁有良好群眾基礎

作為大營救中轉站之一的老隆，較早建立了黨組織，并且開展農村武裝斗爭，擁有良好的群眾基礎。

1941年2月，后東特委在老隆水貝成立，梁威林任特委書記，機關設在老隆。后東特委全面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組織地下黨員以公開身份經商、開辦工廠，為革命籌集經費，或參加國民黨機關和部門負責人的競選，打入國民黨內部，出任區長、鄉長等公職。

后東特委轄龍川、五華、和平、河源、紫金、新豐縣委及連平縣工委，黨員1100多人。后來，隨著黨組織的發展壯大，后東特委轄區一度擴展到興寧、惠陽、揭陽等地，其機關駐地雖然一度遷離龍川，但特委部分領導人仍在龍川繼續堅持地下斗爭，指導當地黨組織開展各種革命活動。

1940年代初，廣州等地淪陷后，大量難民沿東江北上進入粵北山區，河源、龍川、和平等縣成為抗日大后方。后東特派員指示龍川、紫金等縣黨組織，發動黨員以各種社會職業和合法地位作掩護，通過合法手段創辦企業，隱蔽開展地下活動，開展勤業、勤學、勤交友的“三勤”活動，要求黨員社會職業化。后東特委領導分駐各縣，以各種合法身份公開出現，經多方努力，在龍川、佗城具備了一定的商業基礎。如，副特派員饒璜湘在佗城西山開辦樟腦油廠，擔任和平縣特派員的鐘俊賢在老隆開“元順索麻店”，實際上是后東特委的秘密交通聯絡站。張修開辦“新觀明”旅店，丘培林開縫紉店，王曉開“裕泰行”西藥店，侯向明、余庚運分別經營青年書店、華豐商店（均為黨的聯絡據點）。黃用舒以振興家鄉水貝工業為名，發動黃姓家族、進步人士，帶頭捐款籌集資金，在黃氏大宗祠開辦“星光染織廠”，既為特委解決經濟給養問題，又成為特委機關駐地。梁威林、饒璜湘、鐘俊賢、藍訓才等經常在這里研究工作。開設在老隆上街尾“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老隆印刷生產合作社”（下稱“工合”），生意越做越大，承接縣內、外大小單位或個人的印刷業務。“工合”開始和當地國民黨官方機構的上層人物和中下級職員、社會各階層進步人士以及商號頻繁接觸，這給統戰工作帶來了許多方便。

通過這些可靠的商行在老隆設立的辦事處，以接待其香港股東逃難家屬的公開名義，把文化人和愛國民主人士接到預設的旅店（在谷行街）和招待所里。老隆福建會館旁邊的義孚行與河唇街的僑興行，既是辦事處又是營救聯絡點，連貫有時住在此處。特別是僑興行，在粵、桂、湘數省都有其辦事處或商號，且自身有汽車往返于桂林、韶關、老隆、梅縣之間。

在后東特委指導下，龍川黨組織全面貫徹執行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參與并完成了轉移香港文化精英和愛國民主人士經老隆到韶關的艱巨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