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嫚妹

知曉《長安三萬里》，是看到新聞評論，說里面串聯著許多唐詩，再加上其他的只言片語，以為是輕松的國漫，也沒有多在意。

直到電影過半，我才慢慢回過神來，這不是歌詠大唐盛世的輕松喜劇，這是抒發報國無門的天才悲歌。

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歷史上的名人。觀眾見到，便自然而然地想起與他們相關的詩詞事跡。這些人物，由高適和李白的行蹤串起。這兩個心懷理想的年輕人，被建功立業的渴望激蕩著，被大唐盛世的繁華吸引著，一次次地來到心中理想的殿堂長安。然而，劇中高適三到長安，第一次求薦無門，只能舞槍娛人；第二次是李白急召，但見昔日好友紙醉金迷之態，也只能黯然離去；第三次，他奉命入京傳訊，那時正值亂后，血火滿地，百姓流離。而李白雖也兩次來到長安，甚至還有一次是奉召入京，但又能如何呢？不也只能在與眾人的狂歌痛飲中消極度日。年少時的理想實現之地，即使身處其間，也是越來越遙遠。好像總是隔著千萬里路，無法抵達。劇中有一幕，是李白與友人在長安酒肆飲酒取樂，他被眾人起哄，跳上橫桿，邊彈奏琵琶，邊即興作詩。詩好，曲妙，人歡。可是那疾如驟雨的曲調，那倒入腹中的酒水，那些歡歌長笑，又是多么令人悲傷。這是盛世，是歷史上最開放最圣明的大唐；那是李白，是才情冠絕古今無儔的詩仙。然而，身處這萬國來朝的長安城，自身的才華抱負，卻無法施展。與朋友們詩酒唱和，是他能在長安城得到的最大安慰；賜金放還，是這個過于喧鬧的時代，給予他的最后體面。無論他們怎么努力，無論他們是正道直行還是劍走偏鋒，長安的繁華與美好，依然縹緲得如同隔了千山萬水的海市蜃樓，可望而不可即。

后來，高適與李白，都離開了長安。高適入幕哥舒翰帳下，李白開始寄情道家，追求長生。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兩人對長安的追尋之路，都已經失敗了。無論年輕時多么執著的追求，到了生命的某一時期，他們不約而同地掉頭轉向。只是高適的追求更加實際，在揚州與裴小姐比試失敗之后，他知曉自己技不如人，就回鄉苦讀，磨煉槍法；在明白自己無法在長安立足之后，他轉而棄文從武，入幕哥舒翰。而李白，他崇信道家，輔佐永王，兵敗被捕，流放夜郎。直到書童對著高適念出那些他寫給永王的詩句，我們才知道，原來他的雄心壯志一直都在，無論是被逐出長安，還是學道修仙，都無法熄滅心中最初的理想之火。他的悲劇，在于不知世事，卻敢一頭踏入，多么勇敢又多么天真。但是這種天真，不正是理想主義最吸引人的地方嗎？

懷才不遇是創作的母題，縱然豪放如“蘇辛”，也多有牢騷之作。可是，我們總是認為，這些情感與現實隔得太遠，遠到天上人間，遠到無法觸碰。這部電影告訴我們，懷才不遇，是可以具象化的。它是與長安相距三萬里，是李白日漸隆起的腹部，是高適越來越多的皺紋，是王維響起在喧鬧王府的縹緲琴聲，是寒門士子被棄之門外的行卷。理想和現實的距離，又豈止三萬里呢？從陜州到揚州，從長安到邊關，無數的文人志士，來往穿梭，不斷地向著遠方前進，向著夢想追逐。可是遠方有什么呢？海子早就說過，更遠的地方，更加孤獨，而遠方除了遙遠，一無所有。

再回到影片本身，我們必須看到時代的因素。唐太宗曾感嘆，天下英雄入其彀中，然而影片中出現的滄海遺珠，數目就多得令人感嘆。其他時候，野有遺賢，大概是世間常態，旁人見了，不過感嘆一聲，也就丟之腦后。

可嘆的是，盡管所有的理想都如長安般遠在天邊，追逐理想的人，依然前仆后繼，未曾停步。他們知道前路難行，卻依然櫛風沐雨不改初心。李白在恍惚之中見到滿天仙人，依然選擇追隨永王；高適在邊關十年，局勢危急時只身入京傳訊。他們吃夠了長安的苦，卻從未真正放棄。人之高貴，也許就隱藏在這鍥而不舍的追尋中。蘇軾說，用舍由時，行藏在我。時代無法選擇，但真正堅毅的人，能夠聽從本心，雖千萬人，不改初衷。

因為，這個時候，他做的，是他認為對的事，是他自己想做的事。他也許曾被時代鼓蕩，受他人影響，可是他在一路的追尋中，確定了自己的目標，堅定了自己的信念。他選擇了自己的選擇，也堅定著自己的選擇。他不再懼怕凄風苦雨，也不再理會前路艱難。

他只是朝著長安，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