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詩刊》創刊號刊登毛澤東主席十八首詩詞，是轟動性的詩歌事件，也是社會事件和歷史事件。詩人毛澤東的形象從此更加深入人心，后來引發國際范圍的熱潮。那個年代，我認識的很多哥哥姐姐都能將毛澤東詩詞倒背如流。我試圖從下面幾個角度談談我對毛澤東詩詞的理解和認識。

一、詩歌的人民性

五四精神的核心要義之一就是人民性。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陳獨秀、胡適等都強調人民性。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提出文學革命三大主義，第一條就是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里，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些主張的精髓，本質上都是強調人民性。

中國共產黨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的真正繼承者，毛澤東曾說：五四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準備，五四產生了嶄新的文化生力軍，五四創造了中國新文化。

毛澤東在北京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熏陶，語言上全面白話化。他用群眾聽得懂的語言演講，動員能力、感染能力、宣傳能力前所未有，這體現在他編輯的《湘江評論》中。他后來到了延安，更是有意識地自覺推動語言的群眾性、人民性。《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都是有針對性的。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深化了人們對詩歌人民性的理解。延安文藝界在毛澤東講話的帶動、指導下，全方面走向民眾。趙樹理、孫犁等的小說，李季、阮章競的民歌體敘事詩，冼星海、光未然的《黃河大合唱》，以及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創作的歌劇《白毛女》等等，形成一個潮流。中國共產黨的文藝宣傳深入人心，革命歌曲、革命口號，鼓舞人心。

毛澤東很早就重視詩歌的人民性，他反復強調，“詩是人民創造的，我們是人民的代言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這也表現在毛澤東對詩歌語言的使用上，他大量使用口語，所以他的詩詞朗朗上口、妙趣橫生，比如“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山下山下，風展紅旗如畫”（《如夢令·元旦》）等等。

毛澤東的詩歌語言接地氣，老百姓都能聽得懂。他用喜聞樂見的詞匯，始終充滿激情，即使是在最艱難時期，也能寫下“戰地黃花分外香”的詩句。這背后是詩人的膽識和英雄氣概。毛澤東的語言通俗幽默，巧妙用典，這在其詩歌中比比皆是。

這對新時代的詩詞創作有著豐富的啟示。新征程上，我們仍然需要這樣的文學和詩歌。只有這樣的文學和詩歌，才能更好地提神振氣、凝聚人心，匯聚磅礴的精神力量。

二、人詩互證、詩史互證

毛澤東主席的形象和個人魅力，有人認為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來自其詩歌，甚至不遜于其作為政治家、軍事家的形象。

毛澤東詩詞，最形象地呈現了其個人情感、情懷和胸襟，無論是“詩緣情”還是“詩言志”，毛澤東詩詞都直接顯現了其獨特個性。

詩歌就是要真實地呈現自我，無論是抒情，還是言志。“修辭立其誠”，誠就是實，真實無妄、坦誠無偽也。這樣的詩歌，才能人詩互證，凸顯詩人的本色、詩人的情感，從而呈現詩人之真形象、真精神。毛澤東的《沁園春·長沙》和《沁園春·雪》最典型地體現了這一點。

《沁園春·長沙》寫道：“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游，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這首詞寫于1925年，是深受年輕人喜愛的一首詩歌。作品中呈現的年輕毛澤東的形象，影響了成千上萬的青年。

《沁園春·雪》寫于1936年2月，其中寫道：“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是毛澤東最著名的詞作之一，以磅礴氣勢展現了詩人的抱負、情懷，甚至可以說為中國共產黨在歷史關鍵時刻贏得了最廣大的人心。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毛澤東詩詞中，如果說體現人詩互證的是抒情詩，那么，體現詩史互證的是敘事詩。很多人都說過，“詩比歷史更真實”。歷史學家陳寅恪認為，時間、地理、人物、情感等元素，均保留在詩中。

革命進程中的很多重要歷史，大都留痕于毛澤東詩詞中。從大革命到長征到延安到解放戰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其長征詩歌，如《憶秦娥·婁山關》（1935年2月）、《七律·長征》（1935年10月）等。長征時期也是毛澤東主席創作高峰期，他完整地用詩歌記錄了偉大長征。

《憶秦娥·婁山關》寫道：“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七律·長征》則寫道：“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這是偉大的長征途中，真正現場寫下的詩歌，真正做到了詩史互證。詩作具有歷史的現場感、鮮明的時代性，記錄了偉大的歷史事件和生動的細節事實。

三、基于傳統再創造，開創詩歌新境界

毛澤東在給《詩刊》編輯部的信中說，“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后來，他又說過：“我看中國詩的出路恐怕是兩條：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這兩方面都提倡學習，結果要產生一個新詩。現在的新詩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誰去讀那個新詩。將來我看是古典同民歌這兩個東西結婚，產生第三個東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

實際上，毛澤東才是真正將古典、民間和現代結合起來，極具創造性的詩人。他通過改造舊形式、創作新內容，做到了新舊結合。他把舊體詩寫活了，尤其是其寫新中國新氣象的一些詩作。這也是毛澤東詩詞創作的第二個高潮，也就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期間，他的詩既古又新。比如《浪淘沙·北戴河》（1954年夏）、《水調歌頭·游泳》（1956年6月）等。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是真正做到了用舊體詩寫新時代、新事物、新事件。毛澤東詩詞中的“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水調歌頭·游泳》）、“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浪淘沙·北戴河》）、“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二》）等等，用舊體詩反映全新的感受，因而體現出新鮮感。所以，新詩、舊詩，都可以記錄新時代。

學者賀桂梅在《毛澤東詩詞與當代詩歌道路》一文中認為，毛澤東詩詞最獨特的地方，在其“古”與“今”、“傳統”與“現代”混溶而成的特性。其讀者層廣泛覆蓋舊體詩詞愛好者群體、新文學受眾群體和社會主義當代文學實踐群體，稱其為受眾最廣的作品也不為過。廣泛的受眾群也意味著，毛澤東詩詞具有某種超越古典、現代、當代而又同時涵納三者成分的混溶特點，它創造的是一個極其獨特的藝術世界。這個藝術世界有著“古典中國”的樣貌，但又是“現代性邏輯”的構造物，同時更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化身和主觀鏡像。它從古典中國生發出來，但又越出了五四新文學的視界，以一種全新的方式構建了革命中國和文學的當代性內涵。簡單地稱之為“舊”或“新”，都不足以詮釋其獨特性。如何闡釋毛澤東詩詞這種古今混溶的特點，事實上不僅是如何理解當代文學與當代詩歌道路的難題，同時也是如何評價世界史意義上的中國文明獨特性的一大挑戰。

賀桂梅的這些觀點，較為全面地總結了毛澤東詩詞對于當代詩歌的啟示和意義。

（來源：《文藝報》，作者：李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