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胸外科學科帶頭人王群

在小紅書、知乎等社交平臺上，一位特別低調的醫學專家，經常被口口相傳，“被動”成為“網紅”：力阻對早期肺結節一網打盡，他說不能“在幼兒園里抓壞人”；讓患者打消“不必要的手術”念頭，他的結論不容置疑，嚴厲得甚至有些“武斷”；但為了避免病人“結節”變“心結”，他又和顏悅色、隨時釋疑解惑。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胸外科學科帶頭人王群的一個個“肺腑之言”，成為患者坦然應對疾患的“清醒劑”和解憂更解“心鎖”的“定心丸”。在很多病患眼中，當不少醫生因為種種原因，不敢輕易替患者做主時，他總是能在最短時間內，給出最明確的結論和最優的方案。哪怕與患者當時的主觀意愿有偏差，他也能力抒己見，毫不含糊。這種對專業的執著精進，和對患者的全情投入，30多年來，一以貫之。

“做醫生，

就是要為患者拿主意”

技術日新月異，如今，對于不少有肺磨玻璃結節的胸外科病人來說，胸腔鏡已是常規的微創手術。但往前追溯20多年，開胸手術卻是讓很多病患聞之色變的治療方案。

不僅僅是開胸的大創面，容易讓患者產生心結；更重要的是，開胸手術一直被稱為是最疼的手術，術后不時造訪的痛感讓人心有余悸。直到腔鏡之光照進胸腔，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觀。

1981年，王群作為第一批六年制醫學生進入上海醫科大學（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學習，畢業后進入中山醫院胸外科，迄今已36年。剛入職時，職場新人卻總是面對病患接二連三的苦惱和焦慮：“刀口陰雨天又疼了”“能不能再給我開點藥”……患者的切膚之痛始終牽動著王群的心。

20世紀90年代初，一種創傷小、痛苦輕的腔鏡微創手術在國際上被應用于胸外科。當時，國內外對于全腔鏡手術還未真正認可，各方爭議不斷，是否具備安全性？腫瘤組織能否切除干凈？費用會不會過高？許多專家對這門新生技術持否定態度，甚至說“有門不走，非要翻窗”。

但當時已經是胸外科副主任的王群偏不信這個邪。“初始階段更需要大家的投入和堅持。”他申請帶隊去國外學習全腔鏡技術，將這項先進治療方案帶回國內，又帶領胸外科團隊率先開展腔鏡下肺部、食管手術。

不起眼的“小孔”，照亮了醫患共同面對人類健康挑戰的勇氣。不用開胸，在胸壁上打1至3個2厘米的小孔即可完成手術，創傷少的同時縮短住院周期，患者術后2至7天便可出院，術后2至4周即可恢復工作、生活。早在2006年，中山醫院就成為國內少數幾家把胸腔鏡肺葉手術作為成熟術式的單位。

在完成院內門診和手術的同時，王群積極拓展渠道，開設教研班，通過直播、連線等方式，將這種成熟經驗推而廣之，授業論道，讓眾多醫聯體單位能從中受益。

眼下微創手術已在全國普及，每年，王群都要完成上千例“小孔”手術。但即便門診和手術再繁忙，他總要抽出相當的時間，了解國際創新動向、研究前沿趨勢、實時更新知識庫。每個手術日前，他都要和團隊進行病人術前的方案研討，度身定制最適合的手術路徑。

“醫療技術的更新迭代始終要以病人為中心。”王群說，醫生只有想著未來，才能為未來的改變做好準備，“跟著潮流走，永遠是落后的”。

醫學創新往往十年磨劍，專業領域一直在撥云散“誤”，王群沉浸其中，絕大多數時間都在和病人打交道，在論壇交流研討，向年輕醫生、醫學院學生傳道授技。然而在病人口中，這位很少在非專業場合“拋頭露面”的醫生，卻始終是能“一語中的”“手到病除”的大咖。由于對微創技術創新推廣的突出成效，王群當選英國皇家外科學院院士。

“抓壞人，

不能去幼兒園里去抓”

低劑量CT篩查的普及提升了肺磨玻璃結節的檢出率，但有一些缺乏語境的“廣而告之”，讓不少人陷入“談結節色變”的焦慮和不安，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女性、非吸煙人群成為被肺磨玻璃結節“找上門”的“偏愛群體”。

“抓壞人，不能到幼兒園里去抓。早期的肺磨玻璃結節就好像是幼兒園里的小朋友，還沒長大誰知道是好是壞呢？”這一形象的比喻，是王群勸阻病人不要急于手術的原創金句。在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的門診，王群的接診量一天常常達到百余人次，有時在診室一坐就是10多個小時。大多數人都帶著同一個問題而來：我什么時候可以做手術？

作為胸外科學科帶頭人，王群每個手術日可以做10多臺肺切手術。然而在門診，他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卻是：你這個情況，可以先不做手術，隨訪就行。

“隨訪就行”，這是比手術更要有自信做出的判斷。它意味著醫生不僅要有高超精準的“眼睛”，能從片子中一眼看出病灶的性質，研判走勢；也意味著醫生要有足夠的專業和底氣，說服病人，讓他們安心接受、放心回家。

不用開刀，別擔心，沒問題……盡管這些診斷結果出自最頂尖的專家，不少患者仍然會心存疑慮，以至于有些人會磨著纏著要求盡快手術。

“勸病人不手術，比勸病人手術還要難。大多數前來問診的患者確診的只是磨玻璃結節，雖然有病變風險，卻完全沒達到手術標準。比如純磨玻璃結節小于5毫米，其實暫不需要隨診；不吸煙等低危人群檢測到實性結節，如果小于4毫米，年度復查沒變化也不需要繼續隨診。”王群打了一個生動的比方：一個小嬰兒，我們不能因為日后他可能成為壞人，就把他扼殺在搖籃里，否則就是殺敵一千、自傷八百。肺結節是否手術就是這個道理。

雖說是在門診，對于王群而言，這里似乎也是一個手術臺，只不過，這是一場用專業打消疑慮的“心理手術”。王群說，面對不同性格的病患需要用不同的戰術：特別固執的，要語氣更堅定、拿出更多權威依據；明顯“猶豫不決的”，就替他擺出利弊、做出答案；有的老年患者體形、體征不適合手術，要采取別的方式，還要反復做通家屬的工作；有些患者做足了功課，引經據典拿著專著論文來論理，要求手術，就要用絕對的專業力量去說服對方……

身體要微創、心理要無創。“作為醫生，我必須在手術可能存在的風險和帶給病人的益處之間做出權衡。更重要的是，還得替患者做出正確的選擇。”王群說，只要對患者有益，就需要打消焦慮、講明疑問，用專業縫合醫患之間的信任。

陪著5000多個患者“長跑”

一方面，診斷技術提升讓越來越多的早期結節“暴露”出來；但另一方面，有限的醫療資源必須用在刀刃上，任何不必要的“小題大做”“輕舉妄動”，都是對珍貴資源的浪費。

臨床試驗中發現，有些病人需要長期觀察，才能做出精準的治療選擇；還有的篩查結果存在“假陽性”，結節會在一段時間后消退。凡此種種，都會持續對病患造成心理壓力；讓病人解開心結，需要醫生“時時在線”。

2017年起，在持續的科研課題和醫患答疑中，王群開始建設隨訪數據庫。5000多個與肺結節共處的人，不少是他苦口婆心勸下來、暫不手術的案例，90%以上患者的結節數年來沒有發生變化。

“研究表明，測量直徑小于2厘米的結節時，每個觀察者之間可能會有一個測量的誤差，誤差值大約在1.32至1.73毫米，也就是說如果上年的體檢報告中顯示結節大小為5毫米，到當年大小為6毫米，則有可能是因為測量誤差造成的，不一定是結節真的長大了。”王群說。

從開刀到微創，從微創到不手術，在陪伴患者“長跑”的過程中，王群練就了超于常人的“火眼金睛”；緊隨先進醫療技術，實時更新著他對疾病的判斷、認知的理念和應對的系統方案，也讓他時刻立于創新前沿，更讓他深刻理解什么是對患者最好的治療，什么是最必要的治療。

對于醫療資源仍不富足的當下而言，面對不同程度的病患，更要“精準施策”，既不放過，又不過度。王群說，在不必要的階段，尤其不需要耗費太多的人財物，避免用力過猛或者因小失大，才能讓寶貴的醫保資源造福更急需的病患，所以醫生必須時刻“與時俱進”。

門診、手術、查房、隨訪、帶教學生……如今的王群，仍然是每天忙個不停。無論手術大小，他都要對癥施治、反復斟酌、一絲不茍，扎根于精進治療技藝，根據患處部位精準“開路”，將術后的影響降至最低；但醫生的情懷又使得他不能僅僅專注于手術，還要有更寬的視野和社會的責任。

既守護在患者的手術臺邊，又日常跟蹤“陪跑”眾多有“節”人群，為他們減負降壓。他說：外科醫生最忌諱“淹沒”在手術里，手術本身并不是目的，緩解更多患者的痛苦才是醫生的使命。

“醫生始終用最少的切口、最小的創傷、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好的治療效果，使患者獲益最大化的這一追求，從未改變。”王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