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恭綽傳：仰止亭畔落梅花》 鄭重著 文匯出版社

傳記的價值是在生命進程中映照出我們今天生命的意義。葉恭綽先生，一生涉足領域頗多，且多有建樹，堪稱20世紀之風云人物。他于傳統文化的守護方面的貢獻尤為世人推重，鄭重新著《葉恭綽傳：仰止亭畔落梅花》（下稱《葉恭綽傳》）借此揭開了他的面紗，展現了他傳奇的一生。

葉恭綽（1881年11月—1968年9月）作為我國歷史上的風云人物，建樹頗多。在政治上，他致力于交通事業。在文學上，他的詞學造詣頗高，擅長詩詞、散文等多種文體，編纂《廣篋中詞》《全清詞鈔》，是近代詞學發展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在收藏上，他被稱為近代廣東收藏第一人。同時，他還是社會活動家、書畫家、教育家。在葉恭綽病故后的50多年間，由他的學生俞誠之等編著的《葉遐庵先生年譜》問世，爾后出版的葉恭綽年譜、研究著述，皆以俞著為基礎。令人嘆惋的是，原創的、比較完整的葉恭綽傳記類作品，長期竟告闕如，因為其作傳之不易也。

上海傳記寫作名家鄭重先生對葉恭綽持有多年的閱讀與探究興趣，不僅曾從書畫收藏角度寫他作為滬上收藏家的豐富事跡，而且持續不斷地“從葉氏的札記閑文及葉氏朋友尺牘中，尋找他的思想”，他瀏覽了大量上海圖書館所藏葉恭綽友朋尺牘原件，該館所編《歷史文獻》刊載的葉氏尺牘又給他“提供了許多打磨機會”，這些尺牘是《葉恭綽傳》的主要史料來源。為便于讀者能對葉恭綽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作者從四個方面綜述葉恭綽豐富而傳奇的一生：“在時代變革的激流中”“傳統文化守護者”“鑒藏生涯”“仰止亭畔落梅花”，力求探索葉恭綽對生命的態度和對生命價值的認識。作者將葉恭綽復雜的經歷、思想及為人處世的情狀，梳理得十分清晰，文化學者茅子良老師評道：“這是鄭老所著傳記中，內容最豐富精彩、史料面最廣，歷史大背景最復雜，人、事、物來龍去脈簡練清晰的著作。”

一

中國傳統文化，在二十世紀遭逢千年不遇的變局。生在這樣一個多變之秋，葉恭綽認識到中國的富強需用文化來提高國人的素養。于是他除“鐵路救國”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投入了極大的關注，將畢生精力奉獻給了傳統文化保護事業。

作為傳統文化的守護者，葉恭綽涉及的方面非常多，既有文物考古，也有佛門史跡；既有古董鑒藏，也有金石書畫；既有典籍叢談，也有遺著題識。《葉恭綽傳》的第二編，以二十小節的豐富內容展現了他作為傳統文化守護者的銘心壯舉。他搜求、調查、編集與流布文化典籍，提出刊印我國最大典籍《四庫全書》。由于經過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以及英法聯軍侵華之戰亂，《四庫全書》已多散佚，他在訪歐期間，與巴黎漢學界有識之士接觸，與巴黎大學協議設立中國學院。訪歐歸來，葉恭綽心胸與眼界大為開闊，以此向徐世昌提議影印《四庫全書》：“推動傳統文化傳播。”雖因種種原因，《四庫全書》未能刊印，但葉恭綽于此其間的行為卻表明了他的古道熱腸。

葉恭綽在修筑鐵路期間，均會遇到古物遺存，為保護古代文明，他投入了較多的精力。在京綏鐵路勘測階段，山西大同附近發現有珍貴摩崖石刻，亦有明代寺院建筑。葉恭綽即與中國古物保存會商量，派人調查并籌集保護經費與修補的方法，又與蔡元培聯名致函閻錫山，請其切實保護，還給古物保存會委員張繼發電報，請他就近維護。在他的關心下，雖無法終止盜挖盜賣之風，但總算使大同縣政府下了禁止令，對古物有一定保護作用。

葉恭綽富于收藏，興趣廣泛，收藏品類頗廣，吉金、珍拓、名帖、古器物、書畫名作、文房用品中之硯、墨，皆聲著一時，但他主張“玩物而不喪志”“收藏之目的在于研究”，將從事文化保護與收藏相結合，為時人所稱贊。他所藏的書畫碑帖，直接滋益其創作，其他收藏對其考古論史，亦助益良多，他對于經眼及所藏諸品的題識，更使他獲得研考、探究出可貴成果，使之成為二十世紀之書畫名家。

他還倡立敦煌經籍輯存會；發起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宋藏遺珍》《吳都法乘》；主持編印《廣東叢書》第一、二、三集，錄副《廣東文征》；發起搶救與重裝蘇州甪直鎮保圣寺唐代雕像，辟為陳列館；主持重修南京攝山隋代舍利石塔；創立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館；發起中國建筑展覽會、上海文獻展覽會；主辦廣東文物展覽會；籌備倫敦展覽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支持營造學社和故宮博物院……作為一代大家，似此之舉，難以盡數。在風雨飄搖的時代，葉恭綽對中國傳統文化自始至終懷持古道心腸，體現了他的文化責任感。

二

歷史的價值很大程度上是其能在瑣碎中映照出我們今天的生命意義。葉恭綽交游甚廣，他的朋友遍及交通、郵政、通信、教育、考古、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書中較多地引用了葉恭綽與張元濟、吳湖帆、龍榆生、夏敬觀、吳宓、陸維釗、朱啟鈐等數十位友朋往來信札，這些信札均是珍貴的文獻資料，通過對信札的解讀，讓人進一步感受葉恭綽以守護的精神對待傳統文化，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從中亦可見其豐富的生命價值。

作為中國敦煌學的開拓者之一，葉恭綽引導了國內學者對敦煌出土的經卷進行研究，開研究敦煌壁畫的先河。葉恭綽提倡“鐵路救國”，通過教育提高國民素質，同時，他以保護大同雕像、敦煌經卷、簡牘為己任，從保護傳統文化入手，保護和拓展中國文化精神，與蔡元培建構中國文化之所為，可稱是文化運動的互為補充，相輔相成。書中多次引用蔡元培致葉恭綽信札，其內容有為宋代建筑處州延福寺年久失修事；有為向劉晦之購買古器物事；還有在北京大學為張文達立銅像事、建北京圖書館等事。葉恭綽與蔡元培的手札相往，不僅是思想交流的載體，也為佐證他在保護傳統文化方面提供了寶貴資料。

葉恭綽對清詞有較全面的研究，并有很高的評價。他在組織詞學家編輯《全清詞鈔》時，與朱祖謀、龍榆生、吳湖帆、夏敬觀以及編纂人員等書札往來頗多。其中可見他辛苦搜集詞集詞目、對《清詞鈔》的選編是據鈔本還是據匯刻本，均有細致的考量。在籌辦民國富有影響力的《詞學季刊》時，他與龍榆生信札往來頗多，龍榆生致信說：“值邦國多難之秋，我公毅然出膺艱巨熱忱毅力，薄海同欽。”對其熱忱于詞學事業欽敬之情宛然可見。

這部傳記突破有關葉恭綽研究的傳統方法，通過葉恭綽的這些友朋信札，既展現他的人生軌跡，又讓讀者從中深入了解葉恭綽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關注和探索，感受到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殷殷情懷，對葉恭綽的人格風范、精神情操、學問之道等諸多方面有了更深的認識。歷史的煙云終會散去，但因歷史留下來的文字銘心刻骨，回味悠長。這部傳記中，借葉恭綽的人生經歷可以看出，弘揚新文化和守護傳統文化并不矛盾，兩者互為補充，相輔相成。

（作者：魚麗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