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城區上角東“湖山書院”遺址。

明代河源的書院與社學在教育、文化傳播及社會穩定方面貢獻較大，深刻影響了社會發展。

這些書院不僅是藏書與講學之所，更是學術交流與文化傳播的核心，促進了思想流派的形成與發展，對政治和社會風氣產生深遠影響。而社學作為鄉村教育的基石，自明初設立以來，承擔著普及教育的使命，強調儒家倫理道德的傳授，有助于社會穩定。社學不僅為鄉村子弟提供啟蒙教育，還構建了通往更高教育層次的橋梁，支持他們通過科舉考試實現社會流動。此外，社學在調解民間糾紛、維持地方秩序中亦扮演著重要角色。

1

有縣必有學 縣學多建于明初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大力發展教育，認為“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明太祖實錄》卷四六），把辦學與農桑視為同等重要的“王政之本”，于洪武二年（1369年）連續兩次下詔，令從中央到地方都設學校，以教育子民。于是從這年開始，惠州府各地重建縣學，明初今河源地區只有兩個縣，洪武二年（1369年），河源縣儒學擇地遷址重建；九年（1376年），龍川學宮建于縣東。

洪武二年，縣丞鐘鎰于中下廓間濱江地建筑下城，“以避盜擾”。學宮時極荒涼，鐘鎰在城內東南隅的織女池旁覓地重建，但建得很簡陋，編茅筑土而已。八年（1375年），知縣馬士彪上任后將學宮修建完備。永樂十年（1412年）毀于火。正統四年（1439年）修建了學宮殿堂、門廡、廚房等。成化四年（1468年）重修完備。萬歷十三年，知縣歐陽珣遷學宮于新城（今源城區上城），西北東向，以臨鱷湖，新建學宮。

洪武九年（1376年），龍川典史黃九成奉檄建學宮于縣東。東至陳家后元妙觀，南至縣城官衙，北至城腳，西至路后至高、蕭二家，“直五十丈，前闊十六丈，后闊十三丈”。其后多次重建、增建，以臻完備。至今龍川學宮猶存。

建縣必立文廟（學宮）。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新建的和平縣城城池基本完工，有司在縣衙右側修建了學宮一座。學宮建好后，首任知縣劉炎將本在龍川縣、河源縣等地上學的20名童生接到了和平的學宮。

永安（今紫金）于明隆慶三年（1569年）建縣，儒學曾遷過三次。初議縣東，未建。明萬歷十一年遷于紫金山下。

明崇禎六年，連平州城始建，次年（1634年）建成。州城之東的連平文廟（學宮），在崇禎八年（1635年）設置，后經多次擴建、重修。

2

書院的變遷與作用

書院是官學以外的重要補充。明代官學雖然占據主導地位，但教學內容單一、教學方法僵化等，有諸多不足。書院則通過提供多元化的課程、靈活的教學方式以及豐富的學術資源，有效進行了彌補。

明代書院的發展，有一個曲折的過程。明初，朝廷重點是辦官學，提倡科舉，規定只有官學的學生才能參加科舉考試。天順二年（1458年），規定非進士不得進翰林，非翰林不得進內閣。“學而優則仕”，就只能走這樣一條通道。于是書院沉寂了百年。直到成化以后才逐漸復興，至嘉靖年間達到鼎盛。

明代書院由衰到興，與明時理學發達、名儒輩出有關，如王守仁、湛若水等。他們創建書院，大開講會。在廣東，以珠江流域最多，韓江流域次之。凡書院密集之區，必為當時府屬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東江流域書院頗少于珠、韓兩江。

民國學人劉伯驥在《廣東書院制度沿革》一書中提出，書院制度本身之產生，既決定于政治、經濟、社會之背景，但同時書院制度產生之后，亦可以影響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提倡講學風氣，樹立社會清議，培植學術中心，造就治術人才，儲藏經籍之府。所謂封建時代所需要書院的意義，一為補救學校制度限制的缺點，二為講明正學以期達到政教合一的效用，三為培養能夠應試選第的人才。

書院分兩種，官立的與私營的。官立書院，是宣講式的書院，官大夫公余之暇，講說六箴，講讀射法，聽陳弭盜，厘奸釋冤，恤鰥寡、訪遺文；私營的書院，名儒創建，以備講讀的精舍，召集生徒，講明心性之旨，分門立戶，以道學相標榜。前者還受后者的影響，后者以特殊的傳播學術的方式，造就理學人才，有固定的目標，一貫的學旨，所以在社會學術上占領導的地位。而前者只為一般的宣講，輔學校教化之不逮，其講學內容不過是理學的附庸，所以它的數量比較多，但是講學質量還是以后者為高。

明代末年影響最大的是東林書院，師生除教學活動外，還積極參與當時的政治活動，為當朝所不容。天啟五年（1625年），魏忠賢下令拆毀天下書院，東林書院首當其沖，書院被毀，學人被殺，各地書院因此遭受嚴重打擊，但其根脈仍在。

明代，書院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一是獨特的教育模式。與官學相比，書院擁有更加靈活的教育模式。它們不僅注重經典教育，還鼓勵學生自由研究和創新思考，為士人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二是書院對官學教育有補充作用。書院通過提供多元化的課程、靈活的教學方式以及豐富的學術資源，有效彌補了單一、僵化的官學教育不足。三是培養多元化人才。

書院對教育多樣化亦有著巨大貢獻。書院作為學術創新的前沿陣地，不斷推動教育內容和方法的創新。作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吸引了來自不同地域和學術背景的士人前來求學和交流。這種跨地域、跨學術領域的交流促進了文化的傳播和融合，為教育多樣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書院不僅限于城市之中，還廣泛分布于鄉村和偏遠地區。它們通過提供教育機會和資源，拓展了教育的空間范圍，使得更多的人能夠享受到優質的教育資源。這種教育空間的拓展對于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崇禎皇帝即位后，和全國各地一樣，河源大部分書院又恢復活動，且愈發普及，數量增長迅速。

3

明代河源各地書院眾多

河源最早的帶有書院性質的讀書之處，建于明宣德年間（1426年至1435年），為位于河源中廓的小山書屋，曾是謝牧的讀書處。此為謝氏私立書院。謝牧號小山，博通經史，善鼓琴，喜著書，著有《小山集》。

與此同期的是永安縣橫坑官山的官山書堂，私立，亦建于明宣德年間，黃建、葉應在此讀書。黃建中宣德鄉試；葉應登成化十四年進士，任南京工部屯田司員外。葉應好讀書，老而彌篤，著有《易卦方位次序圖》等。

在河源縣城，有兩處私立書院，是一對父子的讀書處。一為成化年間（1465年至1487年）的萬竹書齋，乃是成化庚子舉人陳珪的讀書處；一為建于弘治年間（1488年至1505年）的湖山書院，在城西，為陳珪之子、弘治二年舉人陳希文讀書處。陳希文先是出任江西建昌府南城縣知縣，再任長沙府瀏陽縣知縣。他將湖山書院賣給了北門馬屋。

正德戊寅十三年（1518年），河源知縣鄭敬道為紀念古成之，建立倡南書院。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知縣黃錦在河源縣城設立觀瀾書院、崇文書院。這三所書院均為官立書院。

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河源縣瀧下，李燾建起九松書屋。

永安黃花石壁頭的福山書堂（又稱廣福精舍），為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進士黃鼎臣學習的書堂。

明崇禎年間，河源上城有栢塘書屋，為邑人鄺鳴韶、鄺奕垣父子讀書處。

明代正德至萬歷年間，陽明（王守仁）、白沙（陳獻章）之理學盛極一時，其各師承弟子于各地開設書院，傳播理學，講學興盛。明晚期，“河源聞風興起”，李燾的次子李樹東（歲貢生），師從理學名臣楊起元，立社“新芝”，在河源論道講學，傳播理學新思想。

4

明代的基礎教育——社學

洪武八年正月，皇帝詔天下立社學：“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導民善俗，稱朕意焉。”于是全國各地鄉村皆置社學。民國三十一年版（1942年）《和平縣志》載：“明洪武八年（1375年），令各縣立社學，五十家立一學舍，共請秀才教之。”社學是基礎的教育。洪武十六年（1383年），又令社學從官辦逐步轉為民辦。

建了小山書屋的謝牧，不愿出仕做官，但不拒當社學教師。宣德二年（1427年），僉憲聘他為社學師，修郡志。

河源縣有東隅社學在城外頭塘，瓦屋，二棟，名梧江書社，前閣供魁星，士子讀書其中。后因人氣漸衰，日久圯壞，但存其基，為營兵耕種。南隅社學則在城中，至乾隆年間已僅存屋基。北隅社學在北門外章田（今莊田）渡頭原七姑廟，至乾隆年間已難尋舊基。此外藍口設有歸淳約社學，在藍口巡檢司衙前社倉側，乾隆年間亦已只剩舊基。

和平首任知縣劉琰于嘉靖元年（1522年）蒞任，次年就在城內城隍廟側設立了一所社學，供民間子弟入學。嘉靖十七年（1538年），和平知縣郭惠在人口較多較集中的林寨中潭創立社學一所；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通制洪章在城風洪公祠左側設社學一所。萬歷元年（1573年），知縣陳文彬為下車興隆社學題匾曰“養正”。這個興隆社學并不簡單，人們稱之為“書廊下”，數百年來培養了不少徐氏人才。

龍川社學始于明初，性質屬普及教育。其時，龍川縣設官辦社學16所，招收15歲以下生童入學，不收學費。明嘉靖元年（1522年），提學督魏校倡毀寺觀淫祠以設書院、社學后，社學遍及城鄉，僅縣城（佗城）就設有興賢、南隅、龍津、正誼、云衢、龍溪6所。課程有《百家姓》《千字文》等書籍，還講習冠、婚、喪、祭之禮等。入冬，考核生童勤惰，上報官府給予獎賞。

迨至崇禎年間，政治文教，既屬廢弛，社學也流為鄉約，遂有名存實亡之感。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后，社學逐漸廢弛，一度以義學代替，遍及全縣各鄉鎮。

5

“紅花書院”應為“湖山書院”

明代河源盛極一時的書院，大多數如今已不復存在，但仍有一家書院，留下了名字與舊址，這就是“湖山書院”。

源城區居民76歲的馬來茍，每天都進出一道刻有“湖山書院”橫匾的巷門。

“這是湖山書院遷移后的舊址。”馬來茍說。“湖山書院”原址在今源城區衛星路一帶，但在那邊不時失火，因此，遷至上角東。

新江街道有關資料顯示，重修前的斗門，為清代重修“湖山書院”門樓，為清代建筑形制，青磚瓦面頭門結構，瓦面為硬山頂，墻身青磚糯米石灰漿砌筑，木門框，門框上方磚墻鑲嵌花崗巖石凹刻的“湖山書院”（行楷書法字體）石牌匾，門兩側有花崗巖門枕石。整個門樓高度約為2.6米，寬2.5米。2007年因原門樓木梁架和瓦面破損嚴重，有一定危險性，馬氏宗親組織拆除，并重建為現代“湖山書院”樓坊門。

“這個說是牌匾，其實比較小，就是麻石條。”馬來茍說。當時工人拆除時，見此“湖山書院”石條，并不以為意，拆下來往地上一扔，石條斷了，在清理淤泥時被直接拉去運走扔掉了。馬來茍回想起這個細節，至今仍拍腿嘆息。

“湖山書院”至新中國成立時還在，今年83歲的馬石富老人仍記得馬家私塾的老師叫馬羅朝。老人記得，“湖山書院”附近的洪圣王廟后來做了“盲老院”，就在西門橋頭以西，改革開放后改為商店。

據康熙、乾隆、同治三版《河源縣志》，內文均載有湖山書院，并未載有“紅花書院”，但在同治版縣志的《雙氣一氣圖》上，并未有“湖山書院”，卻赫然有“紅花書院”四字。

“我們到處找‘紅花書院’的材料，都沒找到有更多的記載。”退休多年的老干部馬平和說。

據新江街道工作人員近年對街道內名勝古跡的調查，認為同治年《河源縣志》地圖所記載的“紅花書院”即為“湖山書院”。

其實就在馬家，他們小時候都稱之為“湖山書院”，“但是外姓人都叫‘紅花書院’。”馬來茍說。曾為《源城文史資料》撰寫文章的黎美發說：“有些音容易以訛傳訛。‘紅花書院’這一稱謂，我小時候就聽過。現紅花橋的前身，是叫‘塘駁頭’。”

槎城馬氏宗親會會長馬傳清及馬來茍等都認為，雖然人們約定俗成地將“湖山書院”稱為“紅花書院”，還將附近的道路與小橋改名紅花路、紅花橋，但還是用回正名“湖山書院”更好。

進入“湖山書院”斗門，里面還有好幾處明清民宅，多為清代修建或重修，里面還有些明代紅砂巖柱礎等物。

■文/圖：本報記者 凌麗